他们生活中的矛盾并没有激烈地爆发。因为马建国的性格已经决定他不可能去爆发。但后来他发现邓玲几乎不再和他过性生活了，而邓玲每天给他的脸色几乎使他不敢对她提出那样的要求。在他30岁那年，他沮丧不安地点上一根烟。在烟雾中他得出了一个他早已预感过的事实，他的日子其实是白过了。他看清了自己的生活，每天仍是在一个柜台后面消耗着每天的时间，回家后就得张罗每天的饭菜，除了看看电视，他已经找不到任何让他觉得生活值得过下去的东西。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他已经不想生活，而是他对生活开始感到了厌倦，但他没有去改变它的力量。他不止一次地暗想，如果他到今天才结婚的话，他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至少，他会找一个比他年轻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个没有被别人用过的女人。这个念头是如此地深入，使他对邓玲的厌恶更加强烈，也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白过了的想法更加突出。但邓玲好像对他的想法根本不去在意。后来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他在上班时觉得肚子痛，越来越痛，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他请一会假，想到家里去拿点药。当他回家，打开家门时，一阵惊慌失措的声音从里面的卧室传了出来。他立刻预感到了什么。他迅速冲进去，他看到的场景就是，他的老婆邓玲和出纳科的科长王大磊正急忙从床上跳下来。这个场景使他无法忍受，他当即冲了上去，想狠狠给邓玲一个巴掌，但王大磊把他挡住了，那个和他一起到银行，和他同房3年的男人把他的手挡住了。他和邓玲的惊慌在一瞬间就恢复成了镇定。王大磊就说了一句，“建国，你不要打人，就算我对你不住总可以吧？”在那个瞬间，马建国无法说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红杏出墙的邓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看着马建国的眼光几乎是一种冷淡，而更出乎意料的是，马建国一下子想起了很多，最核心的部分是这件事不能张扬，一旦张扬了出去，他还怎么做人？更何况，这个王大磊已经是一个科长，他无论如何得罪不起。于是他把手慢慢放了下来。王大磊出去了，他甚至没有忘记把扔在桌上的领带围到脖子上系好。

    这件事发生以后，马建国和邓玲几乎就没有什么话说了。邓玲对他察言观色了几天，发现这个男人采取了忍让对策，于是得寸进尺的事就发生了。邓玲开始渐渐地变得夜不归宿。最开始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并且对马建国还说明一下原因，后来就由一周一天变成了一周两天，然后是三天，最后就没有任何理由地出去，没有任何理由地不回家了。马建国几次想说，但想起邓玲的脸色就把想说的话都咽了下去。邓玲出去究竟是干什么？马建国听到了一些飞短流长，他知道那些是真的，但他不敢去证实。在和邓玲结婚的好些年里，只有一件事让他兴奋过一段日子。那就是邓玲怀孕了，他真的很兴奋，甚至他觉得这日子有了一个指望，如果有了孩子，邓玲可能就会安心地呆在家了。邓玲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马建国兴奋得无以复加，他的心思全部到了女儿小红身上。但小红不到4岁，有个同事像是对他开玩笑地说，“小红长得可不像你，”果然不像，马建国觉得小红像邓玲，但女儿应该像父亲的，任何一本遗传学的书上都是这么说。但他左看右看，小红甚至连邓玲也不像。那么小红究竟像谁？马建国几乎从骨头缝里感到一种惧意，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女儿小红长得和王大磊几乎一模一样。这真是要命，但事实又正是如此。

    马建国决定对邓玲摊一次牌，但邓玲几乎是恶狠狠地说了句，“小红是谁的你自己还不知道？她叫谁做爸爸？”这倒是真的，小红叫马建国“爸爸”，他既然是“爸爸”，那个叫他做“爸爸”的女孩当然就是他的女儿。事情是简单的，马建国想复杂了。他也愿意是自己想复杂了。于是这个问题就这么很快地过去了。

    问题是过去了，但过去了的也只是问题，不会是事情。小红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天陪她去医院的是马建国，医生建议给小红做一次输血，马建国是父亲，想也没想，就打算给女儿输血。但那件压了多年，他也几乎快忘记的事情忽然暴露了出来，他的血型是B型，他没有记错的话，邓玲是A型，而小红的血型结果是O型。这怎么可能？马建国再一次想到了几年前和邓玲惟一的那次摊牌。这个事实使他几乎发疯，他当即把邓玲叫到了医院，出乎意料，邓玲竟然是那么冷静地承认了小红是王大磊的女儿这一事实。马建国无论如何受不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离婚这条路了。

    马建国坚决不想要孩子，于是小红就跟了邓玲。多年后马建国是不是感到后悔已经难以追查。事实上，自离婚以后，马建国就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提过小红。他忘了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叫他“爸爸”吗？或许忘了，但或许也没忘，他究竟忘了还是没忘，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马建国感到自己不能再在这个银行呆下去了，他换了一个支行，这是一件难事，幸好他曾经的同屋王大磊帮了忙。后者大概也乐意帮他这样一个忙。但到另外一个银行，他仍然只是坐柜，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他什么也没做过。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人就只能继续坐柜。他想过自己不能再坐柜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中年男人了，没有哪个中年男人还是在一个柜台后面数别人的钞票的，但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纪录。这和他的性格也是一致的，在银行呆了这么久，他从来就没有到哪位领导家走过。他不知为什么，对一切有职务的人都有点怕，甚至是非常怕。有一年春节，他想好了到某位领导家去走走，但他只走到那位领导家的楼下，说什么也鼓不起勇气上楼。在回家的路上，他把买好的两瓶酒扔了。这不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而是他自己是不喝酒的。他不喝酒，那这两瓶酒有什么用呢？把它扔到垃圾站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是惟一的选择。

    当然，在一个单位要想升上去，还是有其他路走的，那就是读一个硬点的文凭。但是马建国已经读不进去了。这里面有年龄的因素，也有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没出头之日的感觉因素。于是他没有想办法弄个文凭。这是很要命的，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就只能这么把日子一天天混下去。他知道这事情不对头，但有什么办法解决呢？马建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而且，他开始越来越想要离开每一个同事，离得越远越好。于是，在那个银行成立了一个挨近郊区的储蓄所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到那里去。这是领导求之不得的。你知道，在领导和员工之间，关系也有些微妙，员工当然不敢开罪领导，但做领导的也同样不敢过分逼迫员工。为了郊区储蓄所的人选，做领导的也颇伤脑筋。现在有人主动请缨，真是求之不得。出于抚慰，年近40的马建国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个官职，在那个储蓄所当上了所主任。但一个储蓄所的主任是什么职位？说穿了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扩音器。马建国在大大小小的储蓄所走马灯似地干了数十年，工作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几年下来，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被他搞得有声有色，他想这辈子就在这里过完算了。因为他已经是白过了，已经是没指望了，能够清清净净地干到退休也算是一个总结吧。

    那时，在储蓄所内的所员轮来换去的不少，都是刚刚分到银行的新员工。这倒是正常的，只有刚刚进来的新员工才有资格分到谁也不愿来的地方。这些员工有男有女。更正常的一件事便是，男女一搭配，戏就来了。马建国也不记得是哪一批新员工了，正处于青春期的一男一女两位员工互相产生了吸引力。但对银行来说，同一个所的男女员工是不能谈恋爱的，那样太容易出事。如果他们合作，柜台里的钱就会不知存到哪去了。那两个员工的名字不需要想起，就姑且叫他们为那个男员工和那个女员工吧。那个男员工和那个女员工好上之后，没有像银行领导担心的那样，把钱弄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地方去，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那样想过。他们只是想能有机会呆在一起，但他们太抓紧时间了，有天竟在储蓄所开门后还躲在柜台后彼此摸来摸去。马建国进来看见了，两个人很尴尬，因为他们来得比较早，没想到马建国那天也凑巧来得早。其实马建国作为过来人，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尽收眼底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不去管，但那天早上的情形使他陡然发现那两个人的动作是如此令人嫉妒，他从来就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与此同时，他胸中埋伏的一种欲望好像突然在那个时刻觉醒了一样。离婚转眼已经七八年了，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啊，转眼就半辈子了，好像什么还没有做。而现在的青年人几乎不肯浪费任何一点点时间。他真的希望自己就是那个男员工，他会把握住一切的，肯定会的，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个男员工。因为那个女员工是多么令人头晕目炫啊。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曾经也让他头晕目炫过的东西，那只是四个小小的手窝，但是现在，那是多么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女员工身上的哪一个细节不令人头晕目炫？马建国几乎害怕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心里升起了某种罪恶的东西。这是他没想过的，也是在一瞬间令他恐惧不已的。对那个男员工和那个女员工来说，同样是惊慌失措的，他们立刻感到会马上从这个储蓄所分开。其实分开也没什么，还是可以继续谈下去的，但他们不愿意分开，这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发现马建国主任并没有把这个情况上报，心里不约而同地存了感激。他们一点也想不到，马建国之所以要留下他们，目的只是因为他心中的某种欲望觉醒了，尽管他还不敢做出什么事，但能每天看见那个女员工是可以当作秘密的享受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幸好那男员工及时发现马建国主任望着那个女员工的眼神不对头，赶紧想了个办法，那个女员工从这个储蓄所调走了。这是及时的，对马建国来说，在极度的失望中也松了口气，因为他更害怕自己的念头会促使他作出什么不可挽救的事。晚节不保是令人遗憾的，即使他的鳏居生活已经让人指指点点了不少。

    尽管马建国在极度失望中也松了口气，但那个令他无法阻挡的欲望像野兽一样从胸口抬起了头。这东西是可怕的，马建国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东西的可怕程度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但那只野兽一旦醒过来，是不愿意又很快入眠的。这是重新的醒转，比青春期的自然到来要严重得多。等马建国意识过来，他说什么也勒不住它的脖子了。

    如何对付那只野兽是马建国自己的事，现在要说说这个储蓄所了。这个储蓄所在这个城市边缘，几乎是在郊区了。你不要疑虑，在这种地方开办一个储蓄所能有什么效益。当然有，在这个郊区，集中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几个大工厂。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个说法，工人阶级还吃得饱、穿得暖。就在这个储蓄所对面，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就叫它K厂吧。这个K厂的工人队伍大约有三千来人。你不妨算算，如果每个工人来这个储蓄所来存一万块钱的话，这个储蓄所一年会有多少的存款额。对银行来说，这是有眼光的做法，但对马建国来说，却已经决定了他最后的、再也逆转不过来的命运。

    K厂是个女工特别多的工厂。她们都喜欢到这个储蓄所存钱。而在这个储蓄所，马建国是主任，是一把手。她们也很自然地和马建国说话要多一些。就在马建国胸口的那只野兽醒转以后的某天，那个男员工因为那个女员工调走了，上班时神思恍惚，到下班结帐时才发现出了差错。无论他怎样查，现金总是多出了一百块。这钱是谁也不敢往自己兜里放的，出了差错就必须查出来。那个男员工已经满头大汗，还是没有查出。没办法，他只好请一把手马建国亲自来查。老师傅马建国拨了一把算盘，打了一叠传票，核对了传票角上所填的金额，又相加了几个数字，原因发现了。多出的钱是K厂一个叫程亚男的女人存钱时多交的。这钱必须马上给顾客送回去，但那个男员工已经约了那个女员工看电影，因为查帐，他已经迟到了，于是马建国只好再次代劳。

    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那些经常来所办理业务的人马建国大致都还记得。程亚男是经常来的，这个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女人似乎有存钱癖好，一两百也来存，三四百也来存，上千的就更不用说了。马建国对她有印象，于是他就去K厂打听。K厂的人几乎都认识马建国，因此他不费力就找到了程亚男的家里。当他顺着别人的指点来到程亚男家时，他没想到那个家庭正在发生一场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战争。程亚男正和她老公激烈地吵架，马建国不知进去还是不进去，但程亚男出来了，她还回头对着屋里大喊，“你要喝酒就别回来！你怎么不死在桌子上！”她一转身，看见马建国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外，显然有点意外，她甚至一时没认出马建国是谁，但也很快认出来了。马建国觉得自己来得不合时宜，就赶紧说，“你今天到我们所里存钱了吧？你多给了一百，我正给你送过来，”他说着就赶紧把那张一百块的钞票递了过去。程亚男尽管那时心情恶劣，还是很快对他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