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阿末的朋友
 
 
“与其借你一本‘沈从文文集’，不如送你一本‘湘行散记’。95.8.18。”——16年前，阿末在送我的《湘行散记》扉页上留下这样一行小字。一看到这行字，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戴着长舌帽、长得很崔健的家伙。这行清秀而精致的小字，与他那冷峻沉郁的面容显得不大协调。我当时猜测，跟他借《沈从文文集》，他偏送我《湘行散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则怕我借书不还；二则他觉得这本小册子足以让我觉得值当。还别说，读了《湘行散记》，才知道这家伙是个宁可送你五十绝不借你一百却让你觉得可信的主。这本小册子，直到现在我还在读，这篇文字的题目就模仿了沈从文。在送我《湘行散记》之前，我还跟阿末借过钱锺书的《围城》。他的书柜中，总有那么多好书，像劳伦斯、萨特、海明威、马尔克斯这样的外国文学大家，他几乎都有所涉猎。他读的书比我读得多也深得多，也使他比我老成得多。这家伙的脑子就像一架钻井机，一直在往大地深处钻探，那作派庄重时像叼着烟斗的萨特，落魄时更像《荒原狼》里的哈立.哈勒。
与阿末相识是在26年前，通过笨人老董认识的。老董说，他跟阿末是在新华书店买书换书认识的。其时的阿末，戴顶黄军帽，背个黄书包，挺牛B的。他们结成了一群朋友，经常聚会。一次，他们在惠良家相聚，我受邀去了。阿末的确显得很牛B，但跟我还是很热情地寒暄几句。他们喝得挺热闹，除了我不喝酒之外能喝的都喝高了。老董从炕上到地上打着滚儿地哭，阿末跟广利不知因为什么动了手，弄得我当时感到很尴尬——第一印象不算好，可也不算坏。
不过很快我和阿末便成了朋友。时不时，我会到他家里讨上一宿。他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话语不多却总是笑呵呵无比慈祥，使得我全无拘束感。他家住六层的顶楼，所以暖气水需要循环是可以放的，用来洗手洗脚很温暖，这让住平房的我很是羡慕。吃罢他老父亲做的饭，阿末便沏上壶茶，引我到他的房间里闲聊。他的房间很简朴也很整洁，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柜，墙上挂着一幅鲁迅的木刻像，上面写有鲁迅《无题》里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书柜里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他吸着烟，用一口纤细而低沉的声音说着话，跟我谈沈从文的《边城》，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我觉得很高深莫测，同时也有一种近朱者赤的兴奋。阿末的底子比我厚得多。我几乎是在他的影响下才读钱锺书的《围城》的，至今仍最爱《围城》。我妻子说，《围城》是她跟阿末借的，因迟迟不还，阿末只得又买了一本。我想这大概也是阿末宁可送我一本《湘行散记》也不借我《沈从文文集》原因之一吧？
其时，中国文学正值朦胧诗回潮，北岛和舒婷为文学青年所推崇，台湾三毛和琼瑶的作品也正在大陆风靡，连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老作家舒群都感叹她们的语言如何如何好。但阿末除了朦胧诗似乎更专注于钱锺书、沈从文等传统大家，对外国文学的大家们更是钟爱有加，他的书柜里多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作品。阿末深受这些大家的影响，他的短篇小说《残局》，显然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味道。小说写的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海滩上与一个棋逢对手的孩子下棋的故事，那个孩子在和老人下到僵持阶段时突然消失了，老人守着一盘残局苦苦地等待。小说用大段大段的意识流描写了老人对失约孩子的猜想和期盼。与《老人与海》明朗乐观的结尾相比，《残局》虽然用“孩子明天回来”来作结束，但其实结局是并不明朗的大片留白。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文学评论质地都比较厚重，比较压抑，甚至比较晦涩，知者明了却不易言明，因而发表的也不多。他似乎也不太看重发不发表，只是要那种把内心挣扎宣泄出来的快感。我曾跟他和小贾为写作是为已还是为人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他和小贾认为写作是完全自我的，无需考虑他人和政治等。我则认为写作固然是自我情感的抒发，但写作品终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给人看的，也就是说作品是作家向他人表白的情感，作家的作品还是要观照社会的。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某些观点显然还残留着阶级论的烙印，不过我现在仍坚持认为作品是给人看的。
1986年7月15日，我、阿末和长人、小贾、绍刚等一群成立了燕东文学社，长人是社长，阿末是主编，我也“被”主编。那天傍晚，在公园里一个破败的露天剧场的水泥阶梯上，我、长人、老姚分别宣读了发刊词、章程和守则。文学社的宗旨是“不盲从，日日新，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唱自己的歌。”长人社长还教大家唱社歌。之后，大家在一起讨论各自的作品。阿末带来的作品也是诗，什么题目记不清了，反正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褒贬辩驳，唇枪舌剑，毫无顾忌。其实，这群人当中我的文学水平顶多居于中游，居主编“高位”实属勉强，在文友中间我其实很自卑。像绍刚的诗在当时拥有众多的少女读者（现在叫粉丝），长人已经市内青年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不过，我一直认为阿末最具实力，应当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我当时对文学社这种形式并不看好，认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而只是把文学社看成一个松散的沙龙。事实也是如此，几年后，燕东文学社也随着众多文学社一道退潮了，但我和阿末的情分却不曾退潮。
文学社成立的第10天，也就是86年7月26日，在长人的引见下，我们去了一趟边城丹东，拜会辽师大的王录升老师和“绿岛文学社”的诗友。为了省去火车票钱，阿末和马兰（男的、阿末的同事）“以权谋私”了一把，把我们一行七人带到了一列拉油罐的内燃机火车头上。在充满柴油味的狭窄的火车头上，我们像铁道游击队似的，既怕影响了司机的工作，又禁不住兴奋地调侃。我当时唱了一路张行的歌，长人则在黑暗中欣赏着老家祁家堡子的阑珊灯火。阿末倒是挺坦然，一路上照顾着我们的还有司机的情绪。到了丹东，才凌晨3点。我们来到江边，朦胧中看到“毛主席”正挥手向我们致意，终于舒了口气。我和阿末透过水雾向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大声呼喊：“哎——东木——阿妈妮——我来啦——！”这时的阿末真像个孩子。然后，我们一起饿着肚子玩数七的游戏，输者唱歌、朗诵诗歌。天亮后，我们在一家回民饭店吃了牛肉馅的饺子，9点钟才被王录升老师分两车先后接到辽师大。那一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牛肉馅饺子，这是我第一次吃牛肉。
其实，阿末是很爱玩的一个人。年轻时，他会时常地打电话约我打扑克。不过玩牌时的他并不娱乐，而是极其认真，谁不守牌规、谁赖账他会跟你争个面红耳赤，算账时也是一丝不苟。但阿末若请你吃饭是绝对让你吃饱的，不像那个吃猫食的长人，吃他一顿钣回家还得贴补点。我常常下班后直接到阿末的单位，他在食堂打两份饭算是请我一顿，然后谈谈写作。有时，我们会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文友聊天，不管人家烦不烦。有一次，我们为了看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从工人电影院起一连转了三家电影院才如愿，那样的电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但我们看得激动不已。特别是影片最后那个孩子在滚滚人流中逆向挣扎的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阿末喜欢酒。只有酒后的阿末才是自由的、放肆的。87年后每年的12月31日到次年的1月1日，文学社会在一起辞旧迎新。一般情况下，我负责厨房，阿末负责喝酒。酒后的阿末醉眼迷离，脸放红光，会唱歌、吟诗、跳舞或者跟谁打一架。有时，我和喝过酒的阿末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游荡，一起模仿邱岳峰配音的《简.爱》台词，压着低沉的嗓子呼喊着：“简——简——简！”或者深沉地踱步朗诵《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阿末尤其喜欢朗诵卓别林《大独裁者》里理发师的演讲词《天国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段台词似乎就是他的心声。他的心里有个属于自己的天国。一直如此。
我和阿末做的最开心的一件事，莫过于给结婚的长人和老鸭送贺礼了。长人和老鸭同在88年4月10结婚。头天晚上，我在阿末家住，两个人绞尽脑汁地想送什么样的礼物为他们祝福，终于想到各送他们一幅漫画。我们边想边画，画的时候常常忍俊不禁，折腾了半宿，终于画成。一幅是：长人的整个身躯是一支钢笔，笔尖下滴着红心，心下是一双赤脚。老鸭的身躯是一杆猎枪，脑后是阿Q的辫子，怀中一卷洞天周报，上标“4月8日”，说明他登的结婚广告。阿末题曰“长人、老鸭同日结婚，真乃长人老鸭也。”另一幅是：长人与老鸭同弹一架电子琴。两人对话曰：“老鸭兄，咱们弹一曲《致凤儿》吧？”“不，长人兄，你记错了，应该是《致珊珊》。” 我们俩的这份礼物的确给长人和老鸭送去了一份惊喜，多年后的今天，长人还自豪地说：“那幅漫画我还留着呢。”可惜的是，老鸭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也就是从长人和老鸭开始，我们这些文学青年陆续结婚成家，过起了柴米油盐的生活。尤其我，走进了生活，远离了文学，也疏远了那些文友。而阿末却一直与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陆续结交了一些新文友。偶尔，我也会跟阿末与他们凑凑热闹，但几乎不再谈什么写作了。婚后的头些年，我和阿末走动还是很频繁的。我和妻上街路过他家，会自然地上楼串个门，两位媳妇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孩子大了，我们来往的频率也逐渐减少，但彼此间的牵挂却不曾间断。用阿末的话说，我们之间即使是长久不见也会知道彼此在干什么。
与我不同，阿末在经历了生活的炼狱之后走向了文学的更深处——他心中一直掂记着的那个天国。在那里，他孤寂的灵魂发生着精彩的井喷。近两年，他在博客上陆续发了2001年到2006年间写的《红：杜拉斯的记忆》、《蓝：幻想中的赫尔博斯》、《白：卡夫卡的肺》、《黑：庞德的目光》、《黄：梵高的耳朵》。这些作品，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和陌生，只是觉得更他更老到了。对阿末而言，这些作品是否拿出去发表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享受这种天国里的对话，尽管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甚至是十分苦楚的事情。
88年，26岁的阿末与长人一同打印了一本诗集《自由度》，阿末在扉页上题曰：“把生活留给暴风雨吧，世界上没有太多的伞。”我的日记本上留有一张阿末不什么时候写给我的纸条：“过去组成了我们的故事，未来是会来的但又是没有来的。你拥有的仅仅是现在。你以为你是学习怎样生活，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这就是阿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