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后，美术老师在他租住的院子里告诉宋二喜：“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体现在你曾经得到多少荣耀，而是有一个人一直为你所坚持的东西执着。你身后有双眼睛，跟着你三年了。”他伺弄他的那盆水仙花，说得轻描淡写。当宋二喜意识到这双眼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爱她了。而他的美术老师也因为县城书画院的排挤被调离回到了兰州。那时候一切都变了。

曼菱拉了拉他的衣袖，这次他同意了，蹲下身子去洗了脸。可还是记不起眼前这个人是谁。他觉得他们两个人之中肯定有一个是疯子，但他随即自信地认为自己不是。她趁机说她是实验一班的现在十八岁了小学留过级。

宋二喜才算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姑娘跟往他书本里悄悄夹情书的那些女生是一路货。显然，她的表白有点儿别出心裁，但依然提不起他的兴趣。你想想，他刚刚从矿山回来，背上可能磨破了皮，脚上可能起了血泡，要命的是饿得发慌，哪有心思跟人谈那些无聊的玩意儿！你要是请他去拱桥上的那家山西刀削面馆吃一小碗三块钱的刀削面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这谁又想的到呢？他洗了脸，从她手里接过画板，点了点头就走了。

她看着他走进那条深邃幽暗的小巷子，她想跟着进去，却被潮湿和黑暗堵在了巷口。从这里进去就是贫民区。贫民区就是接纳贫苦农民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屈蹲在城市的后面，永远是一种沧桑古老的灰暗，从房顶到墙壁然后是院子，都是透不出气的灰色。有时候，房顶上偶尔会飞来一只鸟儿，叽叽喳喳地叫几声，最后却不能忍受那种贫瘠带来的冷清又飞走了。有时也会有一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走过屋顶会放慢匆忙的脚步，蹲下来一边用爪子挠着头一边犹犹豫豫地思考着把这片屋顶划成自己的地盘到底适不适合。

这些都是发生在阳光还没消散的早上，过了中午，他们的房子的光线被周围高大的楼房遮蔽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长满苔藓的黑色的瓦楞孤零零地望着天空发呆。每当你走过这些破败的房子的时候，从房子里传出的老人的咳嗽声会使你害怕，从巷口吹来的冷风就会使你缩紧脖子。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也无济于事。于是你就会顾不得什么体面，紧裹起大衣小跑起来。你甚至会为自己脚下的皮鞋发出的慌慌张张的声音感到沮丧，但却无法平息那种想要逃离恐惧的念头。然而这里的居民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走得不紧不慢——好像与时间刚刚同步。每走几步都要回头看看身后贪玩的孩子是不是跟了上来，有时会提醒一下贪玩孩子们，地上有碎玻璃，小心扎到脚。他们才没有闲工夫来抱着孩子走，手里又是锤子又是铁锹的，浑身的汗还没有干透呢。孩子们最渴望的，就是爸爸或者妈妈哪天下班突然推着工地上装水泥浆的人拉车回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享受一下坐车的乐趣啦。而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爸妈从满是水泥灰破了好几个洞的裤子的口袋掏出钥匙，插进锈迹斑斑的锁孔里。当大人们一边咒骂一边使劲在锁孔里转动钥匙却纹丝不动的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紧张得就像吹得鼓胀的气球，听到锁终于打开时发出“啪”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的心也紧跟着就碎了。他们扭扭捏捏极不情愿地走进院子，钻进黑黢黢的房间。当然没有电视或收音机那玩意儿。他们的的爸妈抠门得很，从来舍不得为他们花一块钱去买一个笨笨熊或奥特曼什么的。所以他们回到家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如果有兄弟姐妹的就要好一些，他们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风姿绰约地扭动着自认为时髦的小屁股，饶有兴趣地模仿在路上碰到的某个打扮入时的少女走路的姿势。

有些这样的房子的大门却只有进入腊月时才会打开，过完年又锁上了。房子的主人还有点文化，他们能认识长途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红色的方块大字，进了火车站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很快就会找到售票窗口而不用低声下气地求车站服务员指引。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攒不下几个钱，总是被人骗。要么是开着豪车的老板，要么是那种穿着熨烫得笔直西装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夹着黑色公文包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何那么轻而易举就着了别人的道儿。但是他们依然热衷于南方的炎热潮湿和歌舞升平。他们试图用南方来摆脱一切烦恼——比如贫穷、婚姻、失望等等，最后却被南方折磨得痛不欲生。

宋二喜就住在这些人留下的房子里。每个月付房主四十块钱的房租，他们乐意把那串生了铁锈的薄片儿交给他——毕竟带在身上碍事，并且那种东西坠在屁股上总会让城里人一眼望穿自己乡巴佬的本性。

进了巷子，在老鼠叫声像人划火柴那样恐怖的声音里行走十多分钟，拐过一户以收垃圾为生的人家后，就是一个菜贩子的小院子，沿着这小院子的围墙外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过了这条路就到了宋二喜的出租屋。这巷子长得让人绝望，甚至一些农民工也不愿在这里租住房子，他们站在巷口朝那头望一眼，就摇着头走了。因为两边屋檐上随时会掉下来的瓦砾让他们胆战心惊，不过，我觉得那些已经倾斜的房梁可能才是他们恐惧的根源。它却适合老鼠们居住，自从小城的猫们选择了流浪后——流浪猫肥肥胖胖，生活安逸——小城的老鼠都聚到了这里，它们在地上打洞，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带，出入小城方便得很。它们无处不在，有时候从你脚背上跳过，有时候当你抬起头望向天空蓦然发现他们正站在横过小巷的电线上对着大地沉思。他们把房屋的梁柱掏空，把墙角毁坏，把屎拉得到处都是（后来中医老张把这些老鼠屎精挑细选装了四十多麻袋运到成都，赚了一大笔钱）。大地震没有到来之前，这里摇摇欲坠，却平平安安，实在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当然，安全在这里是不必要的，习惯就好了。一个人一旦习惯于某种东西，就会变得胆大妄为起来，对许多东西都会毫不在乎。就像十八层高楼上粉刷外墙的民工，除了一个安全帽之外，什么安全措施都不需要。好像他已经算准了自己掉下去肯定会是脑壳先着地，可怕之处是他从没想过这安全帽有多么假。

尽管这样，曼菱还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鼓起勇气走进了北关那条巷子。她把书包顶在头上——特意往书包里塞了两本大字典，以防准备随时掉下来的瓦砾砸破脑袋——蹑手蹑脚地远远跟着宋二喜。而当她想起这个下午的时候，冬天已经悄悄来临，雪花把校园里的梧桐树枝压弯了。乒乓球台上因为积了很厚的雪，几个体育生拿着球拍在吃力地往下扫，一边扫一边往手心哈气。某个教研组办公室的们开着，几个老师围在通红的火炉旁说说笑笑，女老师的羽绒服太长，蹭到地上了。墙上到处都张贴着规章制度，要不就是名人头像和标语。她神色恍惚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懒得理刚刚发下来的月考试卷。

“你这样下去不行呀！”英语老师走了过来，开始用他最擅长的喋喋不休来开导她。他是那种十分平常，可如果在人群中，却又十分不平常的男人。他个子不高，却心地善良。短头发，圆脸，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冬天穿着不怎么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夏天则把白衬衫扎在裤腰里。走路一丝不苟。这形象在中国你想什么时候见什么时候就能见到，在候车室、公共厕所、公园的长登上。因为与此相似的面孔太多，所以总会使人困惑。

“哦。”她漫不经心的回答。她的思绪还飘在窗外的雪地上。她的回答让英语老师很吃惊。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动作斯文、亲切，像一位举止得体的老学究。实际上他才三十一岁，娃娃型的脸把他的年龄残酷地定格在十一岁，除了恋童癖常把他堵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猥琐外，没有哪个女人能对他有特别的兴趣。他不单因为曼菱的成绩好而关心她，他对教导主任的职务有很大的兴趣，如果他把曼菱辅导好，见到县长大人的时候如此这般一说，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包括让他一直苦恼的婚姻问题——在他的生命概念里，女人往往崇拜权力的。他是这么想的。最近他疯狂地暗恋上了新调来的教物理的女老师，她虽然不怎么漂亮，甚至身材也不怎么棒——腰围尺寸明显不是他理想的数字，然而他居然不在乎这些，每次看到她粉色蕾丝花边的长裙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

曼菱见他走了过来，要开始长篇大论的说教，这才意识到事情地严重性，于是赶紧保证：“老师……，我会认真的，一定会的，下个月考一定令您满意……。”然而到了下个月考，成绩依旧不见提升。甚至不再是因为英文成绩下滑，所有的成绩好像在凑热闹，都跟着下来了。各科老师对她语重心长，但她除了点头，根本没有心思听，她一度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那里的黑暗年代太过久远，使她失去了希望。直到这件事惊动了校长，她才有所觉悟。于是她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决定跟宋二喜坦白。

那天寒冷的下午，她的手心一直在冒汗，就像外面冰雪刚刚融化的湿漉漉的地面。说起来很有意思，她把他堵在画室门口，却不说一句话。她就那样站着，低垂着眼睛，咬着嘴唇，把书包紧紧地贴在胸口，任凭他审视她。夜色不失时机的赶来，把楼道裹在一层黑纱里，尽头处的窗口飘来的明亮太过微弱，根本让他看不清她早已羞红的脸。

“是你？有事吗？”他见她不说话，终于开口了。

“嗯。”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

“这时候？”他迟疑了一下说，“好吧……你尽快说，我还要回家呢。”

“那……那算了吧。”她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过身，很快就消失在了楼梯口，连围巾掉了也顾不得捡。

曼菱时常靠在梧桐树上想起那天下午的情景，那是让她突然安定下来的理由。她在那缕微弱的光线里看到他的上衣衣角打了卷儿，他不停地在抹平，可那衣服根本不听话，他一松手，它立刻又卷了起来。她想起他这个细微的动作，就会抿着嘴巴想笑，她由衷地敬佩他的那细微的执着。她并没有过多的去分析什么，但从那以后她的下午便再离不开那棵树。无论他多么贫穷，总像棵树一样让人有依靠的欲望。他那张过早成熟男性的脸，尽管有时候阴沉着，却丝毫掩饰不住内心流露出来坚毅。她为这坚毅疯狂。有时候，迷恋一个人，往往是他细微的一个动作或眼神。

与此同时，宋二喜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偶尔记起遇上那姑娘后把围巾还给她之外，满脑子都是艺术理论。毛小毛来拉拢他去城关中学收保护费，他说他要画画没时间。毛小毛自己去了，说他不知好歹。这所学校跟中国所有的学校没什么两样，培养精英的同时也培养流氓。精英和流氓往往成正比，每所学校有多少精英就有多少流氓，剩下的就是一帮庸才。他们对知识过敏，上课铃声是最好的催眠曲，一到下课却又像磕了药一样精神百倍。他们不知是继承了哪朝哪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