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观念，喜欢拉帮结派，光着膀子在政府广场上为某个稍有姿色的女生打架斗殴，像两头毫不退让的公牛。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党的忠诚分子，是整个校园的骨干，审查其他学生的仪容仪态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比如逮住某个留长发的同学没完没了地说教，或者一个穿了低胸短衫与内衣颜色不一致的女生大肆批评，引起校领导的注意以表扬他们对工作踏实认真的精神。他们的衣兜里总有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黑墨水钢笔，用以随时记录校园里的不良风气和领导的讲话。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牢不可破，这在他们每次以批斗某个思想行为不知检点的同学的会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口号响亮得能把窗户玻璃震碎，校园里最显眼处的黑板报上总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为中心。实际上在中国的每所学校里，无论你多么平庸，多么愚蠢，只要热爱祖国热爱党你铁定就是个好学生，这就是衡量学生思想品德的标准。要说祖国多年以来的教育工作是教育人们热爱国家热爱党，这点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但要说到真正的文化教育，显然差远了。在我们国家，高能耐的，大学毕业以后自主创业搞假货残害人民，能耐中等的在各个工厂的办公室里得各种怪病，能耐偏低的拼命考公务员以便将来鱼肉百姓，能耐最低的头戴劣质安全帽蹲在马路边等活计，有时候被高能耐和中等能耐的开着奔驰奥迪碾碎了也没人知道。总的来说，教育制度是烂透了。后者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宋二喜恰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在大地震到来后的那个夜晚看到几个平时最热爱祖国和党的家伙为争夺操场上那片最佳躲避地点而斗得头破血流却沉默不语；他也心甘情愿在毛小毛利用收来的保护费在广西佬划出的地盘上建的金矿开采点像一匹骡子一样打一份零工也不愿与之为伍。当毛小毛因为可怜他把他的工钱从八十块钱一下子加到一百块的时候他有毫不犹豫地把抓住人家的胳膊连声说“好人，好人”。他在现实中很小心地生活，对太多的不公平感到愤慨却从不敢显露在表面上来，他睡在他的那张冬天几乎将他冻结在床褥上的床上，想起他父亲惨死的模样，心中才会燃烧起一股熊熊的烈火，那火燃烧着他，让他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的苦痛没人能够看穿，所有的人以为他破旧蓝布上衣是故作深沉和忧郁，那帮学生会的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常年不变的颜色而有几次跟他谈话，后来以影响班级整体卫生评比而强制他换上一身妆容。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咬着牙花十块钱在四川来的展销会上买了一件白色的印有“爱我中华”的T恤衫，穿在他身上既滑稽又难看。六月的一个下午，天气阴沉闷热，他在美术老师的小院子里透不过气，一刹那间尘封在心底的记忆被那燥热唤醒，它像那古旧的小院子一样呈现在他的面前，泛着发白陈腐的气息。他试图把他的压抑说给美术老师，可是他却摆了摆手，表示他知道一切。他没有过多的教给他什么，他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他不但学习了老师的绘画技法，更多的是了解了这个人。所以他比别的同学从他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在美术老师离开的那些岁月里，宋二喜常常在梦里梦见那微微举起示意他平静下来的手。他在迷蒙的雨里看到那双手那样坚定亲切，他在阵阵轰鸣的雷声里孤独地穿过黑暗狭长的巷子，第二天就病了。他在梦里总是混淆概念，那坚定的手又模模糊糊地生长在那个血肉模糊的身上。他没有吃药，过了几天，身体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起来。然而他终究没有平静下来，在最后一刻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选择了赤裸裸地反抗。

 

毛小毛给他一百块钱的工资，是看在了同桌的份上。像他那样心狠手辣的人能大发慈悲实属罕见。他天生就是个当匪徒料，生着一对豹子般凶狠的眼睛，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一口气能吃下两斤生牛肉。走在街上谁要不小心踩到他的新皮鞋，他第一反应就是给对方一个响亮得耳光，然后再礼貌地要求让对方擦干净。他在县一中奠定其统治地位源于一次课间操的广播声音太大，吵到正在睡觉的他。他二话没说，爬到教学楼顶，将那正在吵闹的高音喇叭扯断电源线扔在了操场上，然后下来把那玩意儿踩了个稀巴烂。学校教职工一致要求将其开除，结果当天晚上家里的窗户玻璃全烂了，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发现从学校上学回来的孩子个个鼻青脸肿。大家没办法只好报警，最后才知道他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他对数学没有一丁点兴趣，可是在数学课上算起经济帐来头头是道。他收够开采金矿的资金后，就在没来学校上过课，开学报完名以后就去经营自己矿山。他和宋二喜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就拉开了距离，到高三毕业的那天，除了广西来的大老板之外，他是第一个在小县城开着奔驰满街拉风的人，身上穿金戴银，身后的女人排着长长地队伍。而那时的宋二喜，依旧是破破烂烂的模样，与他们初次相见没什么两样。

 

这事好景不长，曼菱到二喜的菜园子里给黄瓜搭架的那天，毛小毛跟宋二喜在矿山上决斗。广西佬们围着他俩，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把水烟筒子吸得“哧溜溜”响。除了那个坐在皮卡车头上的包工头外，所有的人都把钱押到了毛小毛身上。包工头从脖子上取下足有一斤重的李广将军的黄金雕像和双手上的八枚黄金戒指，“哐当”一声扔进了地上的安全帽里，说：“输了都归你们。”他是金老板的妹夫的弟弟，是个纯种的广西人，矮个子，大脑袋，卷头发，脸色腊黄，毛孔里有很多灰尘。他眉毛很短促，眼睛小而长，两腮的赘肉像哈皮狗那样松垮垮地垂到了下巴上，没有胡须，满口假牙，门牙被两颗黄金取代，笑起来金光闪闪，特别灿烂。他看准二喜会赢，结果却输得一塌糊涂。宋二喜被毛小毛揍得散了架，躺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包工头把他送到医院还昏迷不醒。

 

毛小毛认为他和曼菱一起长大，门当户对，尽管这些年对她疏于照顾，但坚信自己最爱的人是曼菱。他蹲在帐篷外的矿渣堆上，熟练地剥掉第十四个在茶叶里煮得发黑的鸡蛋的外壳，一口吞进了嘴里，在整个下颚骨跟着嘴巴做完一个优美的圆周运动后，“咕咚”一声，那个鸡蛋便掉进了肚子里。“你瞧，我从未对别的姑娘动过心。”

 

“看出来了。”

 

“你是我的同桌，你了解我的人品。”

 

“啊，完全了解。”

 

“我一直喜欢你的聪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不用我再教你怎么做啦！”

 

“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不行。你们这些看起来文绉绉的家伙，披着文化人的外衣，专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搞不好我哪天在街上遇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把‘好’的右半边给去掉了。”

 

“那你想怎么样？”

 

“决斗吧，谁输水退出。”

 

“这对她不公平。”

 

“听着，这跟女人无关，你他妈再磨磨蹭蹭的我就要动摇了！”

 

对此，他不得不挺身应战。解决毛小毛这样的人他倒是不在乎，可那时候包工头自以为是地押了大注在他身上，他的那些东西，至少可以让那十几个灰头土脸的民工三年不干活而不愁吃穿。他们押了两天的工资来赌他输，这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可这两天的工资却是他们跟他一样，在矿洞里提心吊胆地工作八个小时得来的卖命钱。他深知矿洞的危险性，所以在最后他改变了主意，输给了毛小毛。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一段神话开始了。事隔二十年，也就是1999年的春天，也有一个老头子在小县城的最南边画了一个圈圈，同样开始了一段神话。十年以后，到了2009年，宋二喜也在靠南边的一个山头山画了一个圈圈，但这个圈圈没有给他带来金银财宝。他也不期望。他用这个圈圈里诅咒一切黑暗，强权，暴力，不平等。他在那个圈圈里暴跳如雷，把牙齿咬得咯蹦蹦响，把刀子攥得紧紧的。他没完没了地咒骂那个懦弱的男人，那个无情的女人，他咒骂他们把他丢在一边不管，咒骂这个世界对他的控诉充耳不闻。1999年的春天，一个模样糟糕的老头子蹬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出现在小县城，花五百块钱租了一套所有的窗户一律朝南的房子。房子的主人为这每个月五百块钱的巨额租金惊讶得合不拢嘴，当天夜里跟那老头签了合同后就回乡下去了。老头子跋山涉水走遍小县城的每个山头，在没有被山顶滚下来的石头压成一滩血水之前，他找到了一块金灿灿的石头。他叮叮当当地在那个房子里捣鼓了十多天以后，偷偷摸摸地在一个夜幕下的电话亭里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对对对。”

 

“是的。”

 

“是黄金，还有岷金。”

 

“高，高得吓人！每吨20克含量。”

 

“要快，要保密。”

 

“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嗯，知道了。”

 

二十天后，老头子仅剩的一条连着皱巴巴的肚皮的腿和一只黑黢黢的手掌，还有挂在树枝上的没有鼻子和耳朵的头颅被儿子一股脑地装进一口黑色的棺材里，运送回了广西。当天下午老头子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金老板儿——以开发大西北的主导者的身份跟县政府签订了一份合约，以最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政府认为一毛不拔的整座山。这份合约的签字人就是曼菱的父亲，那时候他已经靠着自己的机智多谋和出色的政绩，稳稳当当地从一个小乡长荣升为县长。金老板儿在他别人忙着为他找他父亲的尸骨的那天晚上用他的大肚皮顶开县长家的门，把一个蛇皮袋塞进门里就走了。具体有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但那钱能够让县长大人没有一丝一毫忧虑就签了字，应该不少。

 

又过了二十天以后，那个春天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早晨，金老板儿拿着父亲亲手绘制的地图，带上整个县城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的五台挖掘机和一百辆大卡车上了山，正式开始开发大西北。他私下里说要踏平整座山，为他那尸骨不全的父亲报仇雪恨。对一天天在下沉的山头当然有人怀疑，但来自官方的回答让他们又欢欣鼓舞，贴在政府告示栏的告示上说，那里在建飞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