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大学语文老师和我说《史记》的时候，心眼里定然是有愤愤不平的。在她的感觉里，史记明显不是用的春秋笔法或是皮里阳秋，而是司马迁笔法。太史公由于一些原因，在大致上对统治者级别的有些吐痰，对失败者报以热泪的同情，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抹黑是肯定的，坚定的。所以历史剧《汉武大帝》里，司马迁给汉武帝呈上《史记》是捏造。不然司马迁不会只是下面没有，上面肯定也没有。后来我想一想，回答老师说：“司马迁是有历史观的，他有他的角度”。因为不得不承认，史记里面的人普遍都像人，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到了后来一十几史，编著者可能还有历史，但是没有了历史观。

其实害臊一点说，我也没怎么有历史观。除了残留一句：“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其实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叫教科书历史，一种叫其他历史。教科书编排历史其次，重点是摧毁你的历史观，让你在怨恨中接受大标题大意义，实际上神马都是浮云。我记忆深刻的是当初考29年经济危机的特点时我好死不死把时间长写成了时间久，然后老师赐我一把四十五度旋转红十字架。然后我屁颠屁颠跑去上诉，可惜被维持原判。后来我明白了，老师这是用心良苦。这一次天长地久可以通用，但是下一次我若是把影响范围广写成了影响范围远，换个老师改卷就容易被毙掉。于是乎我马不停蹄，变成了驴。

其实历史没有那么不堪，特别当我听到很多人对历史深度鄙夷的时候。很明显，他们的历史观又被糟蹋得体无完肤。唐太宗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历史教给你的不是影响广还是影响远，而是教给你敏锐的洞察力。所谓看书的作用，无非是教给你敏锐的洞察力，在面对任何对象时，能处理得更好更快些。就像四核和单核双核的区别。可惜被教的历史里太多是非，却很少给我们留空间忖度。说是说秦始皇可以辩证评价，实际上也只能好坏都说。似乎这样很精确，实际上绑架了我们的历史观。也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思，该怎么考，升级版“叨陪鲤对”。

“观”是个好东西，可接任何名词和动词。接上去后，名词变得正式，动词变得职业。所以我们有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我还有上网观、下载观、进食观。一个自由的下载观，可以是非苍老师的不下。所以你该明白，观世音为何要叫观世音，因为世界上“观”的斑驳陆离，让观音大士活得有意思，不反胃。到后来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福特先生觉着历史在那个时候显得空泛，大家都像一台机床捏造出来的东西，不分你我。最多是工人甲乙丙丁的区别。这就类似于去动物园看动物，从头到尾全是熊猫，最多是熊猫甲乙丙丁。就算是国宝，看多了也会恶心，此时能瞧见只猪，你也会觉得它眉清目秀。

我们的历史观是大机器生产出来的产物，唯一存在差异的可能就是个编号。我们虽然可以在看见“遵义会议”的时候立马反射出一些长篇大论，知道谁谁谁被干掉，知道是转折点，知道生死攸关。但是要说些观点，难度就很大了。就算有，也是书上的。就算有，大家也是雷同的。就算有，也和没有一样。最惨的是就算有，还不如没有。或许是我们少了指手画脚的勇气，导致我们被规定了历史观。但是我们至少存在辨认是非的能力。历史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我只是觉着我们的历史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就像几次数学危机的时候由于立场不同的论战。虽然权威们经常犯脑残问题，但是这只是立场不同，没有善恶之别。不需要用大是大非来衡量。倒是光辉耀眼的毕达哥拉斯，由于害怕无理数摧毁他的基业，偷偷杀人灭口。这样的行为，落了下乘。

我们通常有两种历史观，一种叫英雄史观，一种叫…不英雄…史观。比如当年意气风发的艺术青年希特勒要是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希特勒不是重点。没有希特勒，还有望特勒，还有希望特勒。历史的脚步不是尔等能缓和住的。但是倘若想想，也没有这么绝对。既然一只蝴蝶能把亚利桑那搞出龙卷风，那么一位元首也很有机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就像希特勒山穷水尽时想起晚年的腓特烈。同样山穷水尽的腓特烈靠着手里那根朗基努斯之矛把他带出困境。所以他也抓着朗基努斯之矛渴望转折。可惜朱可夫元帅都兵临柏林了，转折还是个精子。所以说历史，不好说。

历史观就像试验飞机的风洞。历史像风一样扫过，却没留下什么。真正的历史观要像风车，风呼啦啦吹过，没留下风元素，但是能发电。这些电能迅速在你脑袋的回里赶快穿梭，传递信号，还能在你迷茫时眼睛瞪得像电灯泡。而不是那种，考前蓄存几万年历史，考后回到解放前的状态。历史本身极具观赏性，富有情趣。所以这么弄，恶心了自己，糟蹋了历史，多不好。

历史观可以伪装，但是要清醒，个中意思，不多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