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家

                                     文/天涯

 

     从墓地回来，别克商务沿着并不陌生的丹集线北去，经由苏甸村驶向放牛沟--母亲阔别了整整52年的故里家乡。

 

    回母亲的老家看看，小时候，是家里谁都不能碰撞和触及的伤口。而在近若干年间，又是母亲每每提及的话题。可是每次筹划着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母亲又都会以各种借口改变主意。而在每次计划取消后，却又能感受到母亲的失落和遗憾。故乡，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难以触摸。母亲的心，我们懂吗？

 

    曾经很多次陪同父母给姥姥姥爷上坟。现在我们三个，人在他乡，工作性质决定，同时回来扫墓的时候并不多。去年人齐我们就说，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陪同母亲回去看看。天气的原因最终还是取消了。这回母亲又说时间太紧，我们没有听她的。方向盘一打，车就拐进了山沟沟里。母亲说，沿着这山沟沟，走七里路，就是老家。区区七里，仅仅3500米啊，竟然相隔了半个多世纪！

 

    有着平坦宽阔操场高大崭新校舍的苏甸小学，是第一个引发母亲感慨的地方，母亲说，从前的小学校就在这个位置：

   “你姥爷活着，书读到哪儿，他都会供我的！”

 

    山沟沟里的小路像巨人青筋毕露的手。五指伸出，指向不同的方向。不同方向的尽头，有着不同名字的山沟沟。山沟沟与山沟沟之间，铺陈着一些农田，伫立着一些树木，山坳里，坐落着一些农家小院。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是清凌凌的刚刚开化的小河。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早春，地里，有劳作的农民。一位扛着农具年过古稀的老人与我们的车擦肩而过。

 

    母亲指指点点，我们边问边看。一棵苍老纠结的大柞树迎面而来。大柞树之后的路，因为2010年的洪水，已经无法开进车去，我们下车徒步而行。“这棵老柞树，我离开的时候，它就已经很老了。”久久的注视着这棵年代久远的大树，春风劲吹后的一身戎装，将是怎样一大片令人怀恋的浓浓绿荫啊？

 从深山里汩汩流淌出来的小河依然清澈。小河没有名字，却是苏甸河的源头。踏着光滑的石头过河，河里，游动着一些小小的鱼，嬉戏着洁白的鹅和黑色的鸭子。

 

母亲说，从前的小河要比现如今宽很多也深很多。她们吃的就是这河边井里甘甜的水，也在这河里捉鱼洗衣服。河边的小路原来在河的另一侧。她曾跟着姥爷去集上，出售姥爷狩猎收获和辛勤劳作的收成--漂亮的野山鸡，肥硕的山兔子或者野猪、獾之类的野兽,山上的大茧，地里的五谷杂粮，河里的鱼和蛤蟆，树上的板栗和各样的梨，换回油盐酱醋和其他日用所需。当一栋衰败的茅草房映入眼帘的时候，母亲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然后猛然停下，迷离的眼神缓缓的依次滑过房后的蚕场、柴垛，房头的梨树、路边的石磨，慢慢走到敞开着大门的院子里。猪圈牛栏，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见有人走近，圈里的猪起来看看又躺下了。牛栏空着。

 

    即使是深山，这种茅草屋也已经不多见了，更不用说竟然还生活着老少三辈的一户人家。三间草房的窗台以下，是由山里随处可见的青色石条砌成，岁月已经陈旧模糊了它的颜色。烟囱不是立在房上，而是偎在房前。石条上方的木头格子窗户，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里才见过。代替不透明窗户纸的，是透明的塑料薄膜。两扇对开木门，门的两侧有窗，也是木头格子的。木头格子早已被岁月长久侵蚀，变得又黑又暗，生锈的铁铸就一般。房子的墙想来是用土坯砌成的，外面用掺了碎麻草的黄泥抹过。似乎很久没有重新苫过草了，陈旧黝黑的茅草从房顶披下来，像一位无力修整边幅的老者，即使有一绺头发滑落，也已无心撩起。

 

    “老了，老了。”母亲喃喃的说。

 

    老房的现任主人是母亲儿时的伙伴，可惜那位和母亲年龄相仿的曲姓老妇人不在，把我们迎进屋里的是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堂屋里，方桌上有碗筷。靠墙，是盛粮食的米柜。房门对开的两间卧室各有一铺土炕，炕上的炕琴用来装衣物，上面摆放折叠起来的被褥行李。模样老旧，却仍然可见木板原来精美的花纹。屋子的棚顶和墙壁糊着报纸，厚厚的报纸让屋角变得浑圆，地面依然是泥土地。

 

    又回到院子里。姥爷嫁接的梨树，两棵大的已经枯死，曲姨的儿子指给我们看，枯树的半边树墩还在，像合不上的眼睛。余下的这一棵结三种不同的梨，仍然结果，味道却早已不比从前了。仰望那棵高大的梨树，没有茂盛密集的树叶，没有溢香飘雪的梨花，只有枯骨一般的枝丫，手臂般直直的伸向碧空。

母亲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沉默着。

 

    屋里的墙壁上，曾经悬挂过多少羽毛斑斓的野山鸡？门前的这块贫瘠的土地，曾经收割过多少季大豆、小豆、绿豆、糜子、荞麦、地瓜、玉米、高粱？眼前的这个院落里曾经溢出过多少大人孩子舒心的笑声？

 

    这里，留有母亲儿时短暂的快乐满足和幸福，也铭刻着年少时极度的惊惧、苦难和贫穷。刻骨铭心的记忆，就像那棵可以结出八样梨子的大树，即使死去，也仍然根深蒂固于脚下的这块土地，根深蒂固于母亲千疮百孔的心田里了......

  

    我的眼前，清晰着母亲珍藏的姥爷的一张照片，朦胧着一段不堪回首的破碎历史：

 

    照片上的男人目光炯炯，相貌堂堂，忠厚老实仁义慈祥的样子。飞来的横祸，却早早的让他惨不忍睹的和年轻的妻子未成年的儿女阴阳相隔，而他的死因荒谬的让我们至今想来仍然觉得无法接受：

 

    63年前的1948年，母亲七岁。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但是如火如荼的运动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地主，波及到了富农，甚至中农和工商业主。“用刑招供，以至于逼死、打死，杀伤面很大。宽甸县人口只有两万人，后来打死了两千人。”（北大人论坛管惟炎教授语）。

 

    ......一群人破门而入。躲进深山奄奄一息，接受姥爷几块玉米面大饼子和一根咸萝卜头得以活命的杂货铺尤姓老板，被搜山的搜出，忍受不了劈头盖脸的乱棍殴打，自食其言供出姥爷，无辜的姥爷就遭到了乱棍、石头、梭镖的惨打......洁白的衬衣成了鲜红色，遗体也被扔入滚滚的鸭绿江中。留给母亲的，只有临行前姥爷敦厚的大手抚摸头顶的温度和最后看着心爱女儿深深的眼神......

 

   “坏分子”姥爷的惨死和仅有的家产被分，破碎的家四壁空空。几年后，二舅只身去了黑龙江投亲不遇，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飘泊生活。大舅当兵远走他乡。复员后境遇好转些时接老舅去丹东读技校。年仅十四岁的母亲，成了这个一老一小家里的顶梁柱。那时对小户人家女孩的溢美之词是“炕上的地里的拿得起放得下”，而大户人家女孩的赞美之语则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我的母亲，不仅炕上的针线活--她和姥姥的鞋袜衣衫不在话下，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山上放蚕砍柴也都难不倒她。直到姥姥去了大舅家，十八的岁母亲跟随父亲去了部队......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媒婆踏破门槛随母亲左挑右选，她都丝毫不为所动，直到58年18岁毅然决然的跟随父亲去往遥远新疆的原因了--母亲可以忍受贫穷，可以无休止地劳作，但无法忍受的是乡邻鄙视或同情的目光，无法天天生活在处处都是姥爷气息的老屋啊。

 

    我还搜索到毛主席关于纠正土改“左”倾政策的报告资料。天高地远，何况姥爷只是一个没有档案的老老实实的农民。平反与纠偏与他并不相干。直到80年代二舅的单位--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的同志来外调，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姥爷被错杀问题才算有了正式结论。姥爷的死，也仅仅不再是他的后人们档案里必须提及和阻止他们进步的一个污点。一个家庭瞬间飞来的灭顶之灾，还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吗？

 

    太阳一点点的西去，收起了山坡上最后一抹金黄的色彩。山坳里，又见炊烟升起。曲姨的儿子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来得再晚一点，这老房子也许就看不到了。政府有文件，这样的老房子推倒重建，会有一笔补助。

 

    母亲怔了怔，再次环视着，深邃的眼睛湿润了。深深的叹了口气，然后，一步三回头，慢慢退出了这座熟悉又陌生的院子。

 

    我们的车驶向小城的时候，四合的暮色，渐渐模糊了视野里的那山、那水、那树，那屋和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