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多年前驰离学校之后，与书的距离，便渐行渐远。道理很简单，学习对我来说，当年是一件差事，且带苦味。学海无涯苦作舟，终于有一个驳岸可以停泊，乐不思蜀也就顺理成章了。

平日看书无多，有一磨出老茧的诗句，如果嫁接到我这倒是妥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这里没有傲放的三两枝梅可以经营一片香雪海的写意，这里没有星海河汉的汪洋恣意，有的也只是三两徒长的枝条在突兀地彰显着自己为文的浅陋，弯弯曲曲，东一枝，西两横，毫无章法。自然那半亩方塘也早已清澈见底，打一眼便知深浅，胸无点墨，徒叹无为。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瑰宝，于我多是敬而远之，走进的寥寥无几，总想给自己扫扫盲，奢望一朝“脱盲”万事休，可最终多是一种奢望。抬望眼，一览众山小也不过只是那一弯水中月，终不能望尽天涯路，惨淡收场的结局，自然也就是“盲扫”了一番。

国外书籍的涉猎，一言以盖之，也是寥若星辰。英语课程，自学校始便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闲熬，然后傻傻地以为中文版的外国作品，长的模样应该就是一张汉化的脸谱。对译者的工作无法寻见，常常忽略在作者的阴影里，无法先知先觉。

好在有后知后觉的不经意间点拨，我才对译者有了全新的关注。也是偶尔逗留在图书馆里，发现那些名著的多种版本充斥在排架上，打开翻翻看看，语言结构大相径庭，唯一雷同的大概就是小说的故事情节了。

后来渐渐地透析出语言的魅力，竟是如此的神奇。同样的著作，在不同的译者手里，可以翻出迥异的花样，有的优美生动，有的晦涩凝滞，有的直白简练，有的繁复恣情，才知道翻译原本是这般的千差万别。于是对译者的事业就有了更多的侧目，译者在我的眼中不再是手工活这么简单而粗鲁的界定。一种创作的冲动潜伏在翻译的过程里，于是，译者称其为“译作者”，是不是更为妥帖些呢？

就跟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说是作者写得好呢？还是译者的再创作更胜一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淡化或忘却译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挑剔的眼光逡巡其间，对同样的作品，自然便偏爱有别了。傅雷先生的译著当然是首选，王道乾沉浸在法国小说里的文字也是美轮美奂，《蒙田试笔》自然要选一代宗师梁宗岱的版本，《唐吉可德》逃不离杨绛的笔触，就连孩子的儿童读物，多选任溶溶等的。

写到此，便想起在博间，我辈有幸，能够幸遇孙柏昌老师。柏昌先生的散文，我尤爱之。平和充融的文字，转承启合间便常有画龙点睛的妙笔，以洗练的语言娓娓道出你所看得见，却道不出的人生风景。而柏昌先生在翻译的王国里，常将遥远的南美诗歌以唯美的形态，和盘托在我们的面前，不遮不掩，却让人有惊艳之惑。是南美独特的异域情调，氤氲出如此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还是柏昌先生浸淫多年，信手挥笔间幻化出的一朵奇葩？

一直不敢道，也不敢去碰，只因自己太浅显。柏昌先生译作里看得见风景的文字，让我流连其间，也享受其间，无思其他。前几日柏昌先生所译的一首诗作《我相信》，将一份美好的情愫和期待作了深入浅出的诠释，那一刻我的心被紧紧攫了一下——“我坚定地向前走，毫无恐惧/因为，有了信任，你总会宽恕”。

难道不是吗？信任是最坚实的动力之源。爱情也罢，友情也好，亲情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