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窗帘，阳光落在床上，像一件硬物。

　　我端着一杯咖啡，光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走在地板上，走在灰色的小毯子上。我俯下身，从床单上捡起自己的毛发，从梦中掉落的毛发。莎拉·布莱曼在音箱里高声地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身材很好的女人是个梦游者，轻微的痴呆症患者，但她的歌声中有一种庄严的美，就像一个孩子托举着双手，站在雪地上，他内心无论有怎样的欣喜和悲哀，都不发一声。这种庄严是很让人恐惧的。

　　有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猛烈而隐忍的震颤。拿着红色的咖啡杯，我走来走去，对自己说，怎样才可能写出梦想的那种作品呢？拿着那本书，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我摇头。我在听音乐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自禁地就会想到文字，想到写作。声音与图象的某个细节会让我停留，我怎样才能用文字表达这样的瞬间？我想象过的复活是可能的吗？凭借我的文字，那些湮灭在时间箭头中的、电光石火般的瞬间会苏醒，会吐出通红的信子，把人的一切外壳啄个粉碎，露出短暂的、赤裸裸的真——这样的复活是可能的吗？语言应该有某种魔力，它不体现在任何一种可能想见的力量之中，凭借这种魔幻般的力量，它得以与声音和图象的暴力并肩生存，而且决不会示弱。

　　活在寂寞中，但不知其苦。

我在屋子里建筑了一个小世界，它是敞开的。

有阳光。如果我愿意，我会让阳光进到屋子里。人永远无法摆脱太阳崇拜，它在血液中沉淀太久了，任何知识和反思都无法将这种最原始的崇拜祛除。它和恐惧结合在一起，就像红血球和白血球结合在一起，无法用意念分离。夜里，我偶尔会走到阳台上看星星，看它们的寂寞。任何一缕光芒达到我，都经历了漫长而又漫长的行走，那种漫长不是人的生命可以理解的。这就像人与人的抵达，穿过死亡，穿过前生与来世，穿过清晨的薄雾和满地的碎石，人与人猝然遭遇，这个瞬间便是奇迹。在一个有光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奇迹，但我们往往因为迟钝而不能领悟。

　　只有很少的几本书，我也很少读。汉字和酒有相似之处。在封面与封底之间，思想、感情、迷惑、自恋、谬误、佯狂、疯癫……我让它们飞快地穿越我的灵魂，就像让各种酒液飞快地穿越我的身体，带来的都是轻微的晕眩。

　　音乐是我的备用皮肤。冷的时候我用它取暖。我摧残那些音乐。我吃它，嚼碎，吞咽。我从来不考虑消化问题。我几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消化问题。几乎从很早开始，一切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如何进入我的头脑，就是一个秘密。我领悟到的事物让我吃惊。我知道它们都有来源，但无法将那来源一一理清。像一只疯狂的老鼠，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回家，然后，会有另一只高明的老鼠将它们分门别类，扔掉垃圾，珍藏宝贝，把某一件无用之物掖在怀里。想到我的脑子里有两只不同性格的老鼠，我会偷偷地笑起来。

　　几乎就是靠着这些东西，我喂养自己，不让自己饥饿和疯狂。

　　经常会想到雨果。这个老牧神死的时候，整个巴黎都去送葬。

　　今天读雨果的诗，它们通过翻译这条糟糕的道路抵达，几乎没有光芒。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里，雨果的诗却是圣经。雨果怀着一颗伟大的心，用鹅毛笔在纸上写作诗歌、戏剧、小说，同时也没有忘记征服女人。对于他来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那就是女人本身。走向女人就是回到情欲，回到人身上最古老的恐惧与依恋。这是最美好、最庄严的辩护词，是所有登徒子自我安慰的灵丹妙药。对于某些人来说，写作与爱情是同一件事：对抗死亡，渴望不朽。

　　雨果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是来自他的天性，还是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呢？如果雨果不是碰巧生活在那样一个疾风暴雨般的年代里，在那个历史的山脊上，他还会那么伟大吗？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他不是生逢其时，如果他错过了他自己的年代，他就会沦为巴黎街头最可怜的流浪汉，最穷酸迂腐的文人。人活在连续性的时间里，活在历史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他的历史结下机缘，他就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开人世。

　　没有一部文学史是研究作家气质与时代气质的共生或对抗关系的。在那些星辰般的伟人身后，有数不胜数的影子和亡魂，他们也同样有着耀眼的才华、巨大的创造力，但他们活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只能沦陷、夭亡、被遮蔽、被时间的搅肉机打得粉碎。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是接近透明，最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读任何伟大人物的传记，都能发现这样一两个近乎透明的影子，在时间的河流里，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人的衍生物，是苔藓和花粉，虽然他们的血液里也有惊骇，也有雷声。与时代气质血脉相通的少数人会成为伟人，用他们光芒遮挡住另外一些人，让他们永远成为影子。卡密叶被罗丹遮挡，最后住进了疯人院。美洲大陆有一千个天才，最后只烘托了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思。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把目光转向了马桶，却只有杜尚成为杜尚，其他人都被剥夺了。虽然时代变迁之后，少数人的伟大会变得可疑，但历史却很少为了纠正它的盲目与愚蠢而改写。

　　所以，伟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衡量这个词，它是不洁净的。它更主要的养分似乎不是天赋，而是机缘——是的，我对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有把握。

　　我读过很多遍安德烈·莫洛亚写的《雨果传》，很多东西都被我忘记了，但一些东西却被无意中记住。雨果狮子般的天性对于同时代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抑，比如波德莱尔，对《悲惨世界》就非常不屑。雨果年轻时对待爱情和女人是庄重的，但到了老年，却变得“随和”。我读过不同版本的毕加索传，以及萨特传、加缪传、杜拉丝传，读过不少关于法国诗人和音乐家的故事，我发现法兰西民族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天赋，那就是把思想与情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勤奋地写作，同时勤奋地爱好女人，他们喝咖啡，同时讨论晦涩的哲学问题，他们在创造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享受了生活和身体。如果说雨果这头华丽的狮子还有着天然的资本的话，毕加索则不过是性欲惊人的半人马怪物，而矮小、斜视的萨特竟然也深得女性的青睐，就很难理喻了。乔治·桑在医生、诗人和音乐家之间的周旋不但没有因为显而易见的情欲痕迹而遭到非难，反而有了神话的色彩。杜拉丝在年老色衰之后，泡上了比她小很多、非常女气的扬·安德烈亚，他们的故事既不美，也不动人。波伏瓦不但自己没有闲着，还努力促成萨特与其他女人的性交往——而这些艺术男女都是法兰西的骄傲，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是接近了不朽的半人半神。

　　而在其它的文化空间里，修行与享乐这两者往往尖锐地对立着。且不说东方的僧侣和西方的神甫们是怎样对待身体和欲望的，就是在德意志、奥地利这样一些欧洲国家里，调和灵魂与情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最早我读黑塞的《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时，除了领略语言之美和故事之奇特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收获。多年之后，却发现那是一个关于心灵与身体的寓言。纳尔齐斯一生都在苦修，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和他的创造物——这个世界，完全摆脱或者说超越了人的动物性，肉体的特征在他这里是不存在的。而他的好兄弟歌尔德蒙从出门的那一刻起，就是酒神的儿子，他辗转在露水和花朵之间，他对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是热烈而纯洁的，他是单纯的肉体和享乐之子。黑塞尽管同时赞美了这两者，却让他们绝然分裂着。也许，在黑塞看来，这两者根本无法在同一个躯壳中共存。

　　卡夫卡一生中的许多时光都在布拉格度过。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写作摧残了情欲并且抽空人本身。尽管人们都仰慕凡高和卡夫卡的伟大，但很少有人愿意去过他们的生活。凡高的烈日当空，星空下的煎熬与幻觉，卡夫卡对于肉身性的摈弃，对女人的逃避，都无法与伟大这个字眼对等。他们的肉体生活是艰难的、肮脏的、枯燥的甚至带有几分委琐，他们像是被伟大愿望折磨的两只老鼠。如果不了解写作的残酷，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苦修的残酷性，就无法理解凡高和卡夫卡的生活。写作并不总是愉悦的，有快感的，宣泄的，驱魔的，救治的，赋予的，很多时候它也是不加掩饰的剥夺——为了抵达你所向往的高峰，或者深入到你渐渐与它融为一体的真相，你不得不舍弃虚荣和情欲。是的，为了拥有真正的创造，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

　　某个夜里，我穷极无聊，什么都做不了却又不愿意睡觉，于是就看影碟。

　　那些拍艺术电影的人似乎并不像好莱坞那样在意片名。就叫《阿尔特米西娅》，一个女人的名字，欧洲第一个登记在册的女画家的名字。她那么稚嫩，对情欲一无所知又充满好奇，她热爱绘画，冲破当时教会的禁锢，去描摹男人的生殖器。她的美、纯洁、热切、大胆深深吸引了来自佛罗伦萨的绘画大师，他收她为徒，与她深深相爱，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大师因为情爱而锒铛入狱，她也被迫嫁给了自己的邻居，最终远走他乡。电影触动我的并不是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是大师教她观看世界的方式。他带她在室外做画，直接面对大海，面对光影的变幻，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他用取景框来启发她的目光，在他的引导之下，阿尔特米西娅重新发现了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从前的那个，但又完全不同。依然是光，却闪耀着沉着与狂喜；依然是大海，它的色彩却与天空、微风和大地相互融汇；依然是那平凡的一切，但每一样事物都在发光，都在努力展示着自己，所有的事物都有灵魂，而绘画就是给出事物的灵魂，把那被日常目光遮蔽的东西还给事物本身……我在看这样的镜头时，内心有强烈的哭泣冲动。艺术的创造是那样神奇，那样孤独，又是那样顽强。也许从岩画时代起，就有人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了吧？也许从古老的劳动号子中，人类就开始用语言来讲述世界了吧？艺术不是空幻的，只要艺术不是为了炫耀，不沦为博弈的工具，它就不会是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