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起床之后，我开始听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乐队之后，在第一小提琴之后，主奏小提琴沉着地开始讲述，但那沉着不过是一种按捺，其中洋溢着喜悦和骄傲，源于内心深处的喜悦与骄傲，我觉得那种骄傲是那样的适合我。

　　来自《阿尔特米西娅》的震撼还未退去，借着她的热力，我仿佛进入了帕格尼尼的内心。我好象第一次听懂了他的声音。必须有这样的契机，才能进入音乐的灵魂，而在这之前，它始终不过是声音，是旋律和技巧。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我才成为风中的树叶，我的姿态就是风的形状。

　　有时我觉得自己是悲剧性。这悲剧性既来源于天性，也来源于写作对我的剥夺。我知道自己早晚必须去面对它。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极少数写作者能够拥有幸福，或者接近幸福，而更多的人是不幸的，值得同情的。有些人是主动迎接了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则是不得不忍受写作的摧残。卡夫卡为什么要烧掉自己的手稿呢？在他自己看来，那些已经降临到纸面上的东西，一定比心里的原型要糟糕得多吧？他自己也一定比写作所要求的糟糕得多。

　　写作所要求的东西，比如绝对的诚实——不是不说谎，而是勇敢面对自我和世界的真相，又比如饱满的激情，都是对写作者的摧残。不仅仅写作者自身，甚至他周围的人都会被殃及。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你不得不投入所有的心智和热情，然后，你就发现自己被抽空了，你成了一个无情无义、丧失了许多日常美德、饱受非议的人物。奈保尔为什么要从妓女获得满足呢？他说那样可以节省精力。卡夫卡为什么一再躲避婚姻？因为他实在太乏力了。里尔克那么伟大，但他为什么总是让我联想到性无能呢？除了海明威等极少数牲口级的作家，更多的写作者总会让人联想到性无能，或者性的模糊，尽管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米兰·昆德拉说，人们甚至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却以为了解司汤达、福克纳或卡夫卡的性状况。他想说明的是，从作品判断卡夫卡的性无能是没有根据的。性，作为人类永恒而古老的秘密，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处于幽暗之中的。人们很难知道卡夫卡是真的性无能，还是仅仅给出了一个性无能的假象。更可能的情形是，卡夫卡的性只在少数时候是有效的。它有强烈的选择性，因而接近无能。而米兰·昆德拉对此所做的讥诮，也许只是为了澄清弥漫在他自己周围的类似怀疑。

　　最让人困惑的是，写作者是因为写作而导致了性无能，还是因为性无能、性弱或性模糊才走向了写作？对写作者性状况的考察和谈论虽然是不人道的，违反美学原则的，却能为思考写作的残酷性提供佐证。

　　应该有人写一部《写作者性史》，从情欲的角度讨论诗人、作家、剧作家、童话作家甚至哲学家的价值追求，并由此思考写作的终极意义。

我经常困惑于写作的意义。写作者越多，写作的意义就越是模糊和可疑。

　　牛顿在《数学原理》第三册的开始自豪地写道：“我现在就来说明世界体系的框架。”而一个写作者，他需要怎样的谵妄，才能敢于向世人说“我现在就来讲述人性的奥秘”？牛顿的墓志铭上有一首小诗，出自英国诗人泊普之手：“大自然/和它的规律深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就都在光明之中。”牛顿所发现的定律虽然不是终极的解释，虽然也会在某种尺度下失效，却能完美地描述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人们从牛顿之后，开始了解粒子和星辰是怎样运转的，甚至能够描述它的未来。由于出现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珀尔的辉煌轨迹，人们相信，不久之后将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描述，空间与时间，大与小，动与静，远与近，生与死，都将被一个极为简洁的、只需要少数定义项的公式所描述——无论这是不是一种理性的疯狂，它至少比艺术要真实和坚硬，它的合法性也远远比艺术的合法性更能被理解和领悟。尤其是，当哲学和美学领域里所有古老的规范都被突破、被打碎的时候，当艺术的现代性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的时候，当马桶终于被理解为喷泉的时候，我们个人化的写作、离伟大有万里之遥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深刻的怀疑经常让我不由自主地滑向游戏的心态。

　　有时我会从屋子里走出去，虽然屋子已经让我感到满足。

　　我必须吃饭，因为不吃饭会很饿。我的胳膊经常碰到自己的肋骨，那时就会有一种痛楚袭来。我因为碰到了自己的肋骨而感到痛楚，这真是不折不扣的自悯。我讨厌自己一个人吃饭，在饭馆里，你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粗俗不堪的桌布上放着同样粗俗的烟灰缸，这让人烦恼，而雷同的、缺乏想象力的菜谱也让人心烦。

　　有时我也不愿意睡觉。我熬夜纯粹是由于不愿意进入黑暗的、没有知觉的世界。为了让自己甘心躺下来，我会打开床头灯，放起巴赫的钢琴平均律。我在听不懂的音乐声里缓慢睡去，醒来时，灯光已经由于天光而显得暗淡。

　　为了出门，我必须穿一双干净的袜子。必须把所有的袜子都拿出来，才能从中找出两只同样的袜子。也许我应该买一打同样的袜子，这样我就不必挑选。这个念头简直只有天才才能想得出来。尽管我从十岁就开始寄宿，却一直没有学会叠衣服，我对女人能把衣服折得那么平整感到惊奇。我能分辨出两个同义词在光泽、情绪、重量上的细微差别，却不能把一件衬衣折得稍微像衬衣一点。

　　我往洗衣机里倒洗衣粉。多少才是合适的呢？如果放多了，那些腐蚀性的无机物会残留在衣服上，放少了又不能把衣服洗干净。这些小问题经常让我筋疲力尽，我只好躲起来，不让自己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偶尔也能吃到牛排。屋顶很高，灯光昏暗，宽大的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有烤蜗牛和八分熟的牛排，波尔多红酒有轻微的涩感。一位女士谈到皮尔·卡丹不久前在法国买下了萨德城堡，在那里上演了一台音乐剧，名字叫《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之所以相爱不是由于他们相爱，而是由于错误地喝下了春药，这种显而易见的愚蠢的动机酿成了美丽的悲剧。悲剧需要动机吗？也许只要是悲剧就足够了，就能导致净化。谁知道呢？

　　萨德这个词让我轻微地愣了一下。

　　那年冬天在谢菲尔德，我由于无所事事，在当地的唯一一家华文图书馆借到了几本繁体的萨德小说。粗粗的一番浏览，就让我领略了萨德爵士制造惊骇、恶心、恐惧和厌恶的巨大能力。仅仅依靠美学上的自觉，萨德是无法成为萨德的，除非他生来就是萨德本人。一个不是萨德的人，永远也无法就着酱油吃掉一个蒸熟的死婴。也就是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可能是出于美学自觉而完成的先驱之作，而萨德则是被一种强大的魔力所驱使，他完全无力自控，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盲目的创造。

　　某个晚上，我打起精神看电影《所多玛的120天》，由于持续的恶心，我最终直接关掉了影碟机的电源。后来我又试了一次，确信我实在没有能力把这部著名的、根据萨德爵士的原作改编而成的电影看完。我的神经还算坚强，也只有非常轻微的洁癖，但我竟然无法忍受小小荧屏上的恶心场景。

　　在此之前，我看过《鹅毛笔》。电影中的萨德体型臃肿，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写作会让他名誉扫地，会被这个文明社会彻底清扫出去，他还是不知悔改、不知疲倦地写，就算被关进了疯人院，就算遭到残酷的“治疗”，他还是要写。最初，他还受到优待，还能够用笔在纸上写，后来他被彻底剥夺了写作的权力，可他竟然蘸着自己的血在被单上写，在墙上和地上写，最后干脆写在自己的身上。他毫无美感可言的身体写满了字母，那情景像是一种控诉，不是控诉非人的自身处境，不是控诉不人道的强制和治疗，而是控诉写作的冲动本身。写作，就它的本来意义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创造行为，但是，如果写作让写作者无法立足于社会，无法见容于文明，无法存身于既有的秩序，甚至让写作者面临肉身的消灭，这样的写作无疑是残酷的，是一种天谴。这样的写作对于萨德来说不是自觉的追求，而是彻底的强迫症。他无法不写，他无法保持沉默，他仿佛一个了解了真相却又没有学会缄默的儿童，除非喊出声来，否则一定会憋死。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这样的写作喝彩，但也实在无法站在文明的立场，去赞同对萨德的惩罚和禁锢，在这个地方，人类现有的文明似乎遇到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当疯癫也具有创造性、也能揭示局部真理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待强迫症与疯癫症呢？

　　福柯曾经写到过，中世纪的苏格兰曾经有一种治疗疯癫的秘诀，那就是残酷打击和肉身折磨，使疯癫者彻底返回到兽性之中去。当他的人性被消灭的时候，疯癫者会变得驯服、会失去破坏力，于是他也就被“治愈”了。电影中的萨德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但他并没有驯服。对于像萨德这种有着疯癫倾向、却也有着巨大创造力的人而言，对于这种带有先知色彩的写作者而言，任何治疗都显得那样愚蠢和无效。禁锢萨德，折磨萨德，毁灭萨德，只能清晰地揭示出文明社会的脆弱与恐惧。而对于萨德本人来说，他为一种尚未证明其价值的写作毁坏了自己。当写作突破了写作者的外壳，当创造无法被创造者掌握的时候，写作是一种严重的、无法救治的、可怕的疾病。

　　《鹅毛笔》没有直接表现萨德的性取向和性能力。我以为能看到一些性场景，因为萨德本人是那样沉迷于性罪错、性倒错、性乱和性虐待，他的文字所到之处都引起某种程度不同的淫乱，却没看到他把那个洗衣女工放倒在床上。他是因为性无能才产生了渲染性暴力、突破性禁区的冲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