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你连一声hello都不跟我说？

    一天，吴念真开完会，心绪不佳。在刚才的会上，他和人吵了一架。吴念真叫了一辆计程车回公司。上车之后，吴念真听到车上播放的是自己喜欢的肖邦。起初以为是电台，后来发现是车上的CD机放出的音乐。

    几句寒暄之后，一直看着吴念真的计程车司机平静地说：导演，你愿不愿意听我给你讲故事？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从司机的大学时代开始讲起，他和前女友是怎么好上的，他去当兵，回来之后找工作，后来开公司，两人如何分手。

    车到了吴念真的公司，故事还没讲完。以吴念真的经验，计程车司机讲的故事，多半不好听。但这次，吴念真完全被吸引了。他说：没有关系，车停在这边，你把故事讲完。

    司机讲到开车去机场载客，在排队的乘客中，一眼就看到了前女友，而且就那么巧，车正好排到她的面前。按照规定，他是不能拒载的。司机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想把座位背后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拿掉，后来心一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吴念真的名字是与台湾新浪潮电影联系在一起的。从1979年创作电影剧本《香火》算起，吴念真入行已经有三十年了，他做过编剧，先后得过五次金马奖最佳编剧奖，两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也出演过多个角色，其中最吃重的是在杨德昌的《一一》里出演男主角NJ。角色是照着吴念真写的，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一直压抑的那一面。

    计程车开动，前女友坐在后排，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打给家人、公司和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他们分手之后十年的历程讲完。司机一边默默地开着车，一边静静地听着。

到了目的地，前女友突然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司机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孩子。告诉你现在的心情……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而你连一声hello都不肯跟我说？”

    很多年以后，这个伤感的故事成为吴念真一篇专栏文章的素材，文章的标题就叫《重逢》，文字干净、洗练，结尾饱满、结实。

    和《重逢》一起收录在《这些人，那些事》一书中的故事大多短小精致，浓缩了吴念真听到、看到、经历过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吴念真以冷静的笔调写尽了人生的残酷和悲凉。“你必须要塑造出来那个东西，你几乎无法写自己的感情，因为它只有1200字，因为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很曲折的极短篇。每次都要逼死我。每一次开始写，我都不管，先写下去，写完的时候，通常都去删删删，删到极致。你如果纵容我1万字也可以写，但是写很长，说不定就没有味道了。”

    遗书：写一个像样的东西

    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陆续翻印出版了以前被禁的大陆作家的著作。吴念真把没有看过的都拿回去看，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那时候也看了很多当时名动一时的新作家，“张贤亮的语调觉得还是不太适应。”

    一天，吴念真翻到《汪曾祺选集》，几乎一个晚上就把书看完了。那本书成了吴念真的枕边书。后来，吴念真在香港的书店，看到不同版本的汪曾祺选集，都一一买下。

    “我很兴奋，这个老人家这么好。汪曾祺好像是沈从文的学生，他们风格接近，但还是不一样。他写一个专门帮人家孵鸡、孵鸭子的人，控制温度，让蛋怎么样，温度一不够，赶快怎么样。当小鸭子孵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瘦掉了。还有写小和尚受戒当和尚的过程，情感丰富得不得了。”

    受汪曾祺的影响，吴念真的文字也十分平淡朴素，但他却更具有戏剧性，在冷静的叙述中，感情爆破的力量显得更大。“我不够汪曾祺的安静和修炼，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都这样了，所有的经过像叶子飘落。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或者说这些东西跟自己很近，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只是尽量去控制文字的冷静。”

    《遗书》是《这些人，那些事》中惟一一篇不属于专栏的文字，写的是吴念真弟弟自杀的故事。

    得知弟弟自杀以后，吴念真赶去处理后事。弟弟的自杀地点选在山顶上，那是吴念真从前带兄弟姐妹们眺望远方、告诉他们远方多么美好的地方。

    吴念真的母亲当时身患癌症，从医院回到家，却听到死了一个儿子的噩耗。母亲整天待在房间里，不让大家进去。

    吴念真关照所有的人都不要来，自己站在母亲的房门外。

    母亲问：“你处理弟弟，有没有很妥当？”

    吴念真回答：“很妥当，衣服都穿好了。”

    “有没有很难看？”

    “没有。很好！”

    吴念真对母亲说，他和检察官打开车门的时候，看见弟弟的眼角旁有两道白白的痕迹，好像之前在哭。

    母亲喊了一声：“你为什么还要来剜我的心呢？”

    此时，全家已经哭成了一片。

    所有的细节，吴念真都没再对人讲过。弟弟在遗书里把公司的同事都骂了一顿。吴念真很快就把这封遗书处理掉了。这个过程没有表达出来，让吴念真十分压抑，就好像一个东西包在心里面，但他好像早已经习惯了。

    弟弟2001年过世后，身为长子的吴念真又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妹妹，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是自杀。五个兄弟姐妹中，有两人自我了断，加上吴念真的父亲，当年不堪矽肺之苦，从医院的病房坠楼身亡。

    2007年的一天，一家杂志的主编约吴念真“写一个像样的东西”，吴念真答应了。直到交稿最后三天，吴念真还没动笔，“你知道到最后，你还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会说，离哪一个情感最重，就会写哪一个。”

    回到家，吴念真坐在桌前，从晚上9点一口气写下去，写到早上6点。写完以后，吴念真平静地洗了一个澡，开车去基隆演讲。车到海边，太阳刚刚升起，世界突然变得漂亮起来。吴念真停下车，伏在方向盘上，已经泣不成声。

    《遗书》发表之后，台湾一个著名的电台主持人在节目里面播送了小说全文。吴念真的妹妹听说后，还是不敢看。第二年，《遗书》入选年度小说，再次成为焦点。这时候妹妹才拿来看了，此时才知道，哥哥当时都经历了什么。妹妹特地打了一个电话：“哥哥，你辛苦了，你早就应该讲出来。”

    《遗书》以弟弟留给哥哥的便条结尾：

    “大哥/你说要照顾家里，我就比较放心/辛苦你了/不过/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这时浓雾深处忽然传来山下火车喇叭的长鸣，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般。

    这压抑已久的悲痛直到吴念真数年后写出了《遗书》，才释放了出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你叫我买书？

    吴念真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他是村子里面惟一上初中的孩子。每天早上，吴念真要走一小时的山路，再坐火车40分钟，才能到学校。当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饥饿。

    初一升初二的时候，国语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写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读书报告。吴念真打听后得知，这本书70元，父亲的工资一天才30元，一家七口，都靠他父亲一人的薪水，如果向父母要求，他们会认为你神经病：老师怎么会叫你看小说？

    吴念真那个时候惟一能做的是在矿上扛木头挣钱，扛一根挣8毛钱。矿主很喜欢吴念真，因为他是村里面聪明的小孩，念很好的学校，平时还帮村民们写信。矿主问他为什么做这种事呢，吴念真说明了缘由。到第三天，矿主实在看不下去了，交给吴念真70元，但有一个条件：看完书要给我讲故事。吴念真感激之余满口答应。

    70元刚刚够买书，暑假已经没有免费的火车票，如果自己坐火车去买，钱就不够了，吴念真只能等待村里有人去基隆。他第一个拜托的是一个邻居，邻居要去看望在基隆海关做事的孩子，两个星期后回来。两个星期后，吴念真兴冲冲地跑去，邻居说走了一半就忘记书名了，那时候又没有电话。邻居有去书店找，但实在是想不起来。吴念真问，下次什么时候再去？邻居说可能一个月。那就来不及了。

    隔了几天，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去城里看病，吴念真拜托她帮忙买书。女人责怪说：我小孩子在生病，你叫我买书？吴念真急得眼睛都红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