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暑假已经过了一个月，那个矿主每次走过家门口就会问吴念真：你什么时候来给我讲故事啊？当时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女人连书店都没有进去，当然没有把书买回来。

    第三次，吴念真拜托父亲一个当厨师的朋友买书，那边有一个人要结婚，厨师要赶去办桌。没想到厨师一回来，就把吴念真抓到屋角暴打：我去书店问了，这个书是共产党的书，你被抓没关系，我被抓到了百口莫辩。

这时候暑假已经快过完了，书还没有买到，读书报告也没写。矿主每天从家门口经过，都会笑眯眯地问：书看了没？

    村里有一个公用的药袋子，里面放很多随时能拿来吃的药，如果谁头痛就吃一包，把钱丢进去。换药包的人每个月都会上山来把钱拿走，再补足药袋子。吴念真问他，你什么时候再来？那人说应该一个月。吴念真焦急地说，那就来不及了。那人听吴念真说了情况，立刻说：我帮你去买书，我今天回去跟老板娘说，我只换了一半，我明天再来换就好了。第二天，吴念真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吴念真连夜捧读，厚厚一本，字很小，人名又这么长，除了昵称，还有简称，十三四岁的小孩哪里看得懂？看到一半，这个人会不会是刚才那个？赶快退回去再看，看得很痛苦。

    矿主经过家门的时候，问吴念真：你拿到书了，看完给我讲故事。吴念真如实相告：很久才买到书，可是我真的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现在给你讲故事。矿主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了，你老师说，这是世界名著，14岁如果能看懂就不是名著了。

    矿主总算交待过去了，读书报告不能不交。吴念真很认真地写了买书看书的整个过程，最后以矿主对他说的话作结：如果14岁的时候能看懂的话，就不是世界名著了。书已经在我的手边了，我希望长大后能把它看懂。

    开学后，国语老师在课堂上说：你们这帮考上一流中学的骗子！我根本看不起你们，你们里面只有一个人是诚实的。你们14岁看不懂，我28岁还看不懂。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要看？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很多你们不懂的东西，长大了之后就会懂，要知道知识是需要尊敬的，念书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有，永远不要骗自己。

    这本来之不易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被母亲拿去当了锅垫。过了40岁以后，吴念真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讲到这个故事，书架上正好有这本书，扉页上还写着“一九七几年购于金门”的字样。吴念真坐在厕所里随手看完一段，觉得很好看，讲得很有道理。“有些东西我真的懂了，这已经过了二十几年。”

    杨德昌：西方知识分子看台湾

    杨德昌从一开始就希望吴念真来演《一一》的男一号。吴念真推脱说：不要啊，你只要叫我路边走一走，就OK，但如果是男主角，就要承担很多事。杨德昌直截了当地告诉吴念真：剧本就是照着你来写的。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一直压抑的那一面。

    当时，吴念真同时在做两个电视节目，还拍广告，“忙得和狗一样”。他只能选择拒绝：男主角是要票房的，我没有票房，作为主演的话，人家只会讨厌，而且说不定不愿意看。杨德昌坚持说，你不演，这个角色就不成立。吴念真只得说：你去找合适的演员，如果到时候要拍了，又找不到合适的，你需要我，我就答应演。后来，吴念真发觉杨德昌根本没有考虑过别的演员。

    《一一》里面的高中生本来由吴念真的儿子演的，演了一场戏之后，儿子不干了。杨德昌给吴念真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希望他去说服儿子。吴念真表示，我家不是靠说服的，我尊重儿子的想法，应该是你去跟他讲，而不是我去跟他讲的。杨德昌想约吴念真的儿子单独见面。儿子拒绝了。

    吴念真后来有机会问儿子为什么拒绝出演。儿子说：电影里面跟他演对手戏的女孩子，为了拍这个戏休学一年，结果开拍没两个月，就被换掉了，这对女孩子是很大的打击。吴念真再问下去，儿子只是哭。有一天儿子对吴念真说：爸，我跟你讲，杨德昌伯伯爱电影大过爱人，我觉得还是应该爱人更多一点。

    后来很多演员都更换了，包括演NJ太太的角色也换了，只有吴念真演的NJ没有换。“也许某些东西是需要坚持的，杨德昌决定的事情是全世界都要为他服务的。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概也难了！”

    杨德昌通常不教演员怎么演，只是讲一下就开机。如果演员没有演到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会很生气，跟自己发脾气。可是演员却一脸茫然，因为根本不知道导演要什么。有一场戏是NJ的岳母躺在那边，吴念真要去和她讲话，从门口走进来，有很长的独白。那天扮演岳母的演员没有来，临时叫了一个场务躺在那边。吴念真看着场务穿着球鞋的脚，开始念独白，仰面颇为滑稽。一条刚完，杨德昌就高喊：“Cut！OK！最长的演得最屌！”吴念真寻思，那就是说我之前演的都不够好咯？他再次向杨德昌确认：“这样子OK？”“OK！”

    由于《一一》拍摄的时间很长，NJ很多疲惫的表情，不是演出来的疲惫，而是真的疲惫。吴念真除了做电视、拍广告忙到快死，还要演戏。因为了解杨德昌的性格，吴念真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取消，但《一一》的事情总是优先考虑。杨德昌的通告来了，万不敢说“我延一下行不行”。有时候，杨德昌会临时决定晚上还要拍戏，吴念真面露难色，杨德昌会安慰道：你忙你忙，晚一个小时吧。

    在很多年后，吴念真才在DVD上看到《一一》。第一次看到胶片，还是两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念真觉得自己演得不好。

    杨德昌的剧本很抽象，而且是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就很别扭，征得杨德昌的同意，吴念真把NJ的很多对白都改掉了。

    有一次，杨德昌突然问吴念真：你想东西用哪一种语言想？吴念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说：我可能是用国语和台语交错来想。杨德昌却说：我用英文思考。杨德昌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强迫自己用英文，连思考都是用英文。

    吴念真记得杨德昌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正准备要拍电影，已经三十四五岁的杨德昌总是穿一件自制的T恤走来走去，T恤上写着：“Herzog，Bresson，Yang”（赫尔佐格、布列松、杨德昌）“他这方面永远像一个小孩，很天真的小孩。”这个天真的孩子却有着焦虑的内心，有一次在香港，吴念真和杨德昌住同一个房间，半夜听见杨德昌做梦时捶床铺、磨牙。

    在吴念真眼中，杨德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导演，所谓诚实，是诚实面对当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感，从《光阴的故事》有一点片断，还有一点浪漫，到《海滩的一天》，面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疑惑、撕裂，到《恐怖分子》，已经是谁都要害我了，谁都可能是恐怖分子。到了《独立时代》和《麻将》，对整个社会非常绝望。《一一》里的生死别离已经是非常柔软了。

    吴念真在杨德昌的《麻将》里演过一个台湾的流氓，戴墨镜，穿西装，拿一把枪。看完剧本，吴念真没好意思对杨德昌讲：这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到的台湾。杨德昌从小一直生活在台北，很少离开过台北，台湾的乡下去得也很少。他一直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就像一个西方记者，只是观察到台北的某一些情况，而且只要离开台北的某一些地方都是要猜测的。所以他的电影一直卖得不好，“所以不能期待你的电影在台湾是被接受的，因为你的电影跟我无关啊。”

    侯孝贤：他怕底下人饿死

    与其说侯孝贤是一个导演，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会把自己当老大的人：什么事情我来负责。他怕底下人饿死。如果你站在他旁边，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把你照顾好的老大。但是这个老大常常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比如说，他身上有200元，路边一个人没有钱，他就会把这些钱全部送给人家。即使知道自己身无分文，也说没有关系。

    侯孝贤的方法和杨德昌从理念出发的创作方法不同，他是靠感动和不感动开始拍一部电影的。比如听他讲故事，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子，那个光线怎么样，他总是用有情感的画面、一个片断的感觉作为思维的起点，然后去扩展开。和侯孝贤谈剧本，就像说故事那样，大家一起瞎说。侯孝贤的方法很对吴念真的胃口，不像杨德昌谈的东西经常很抽象，和杨德昌合作编剧，很多人会觉得很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吴念真和侯孝贤一度情同手足，无话不讲，分享彼此的秘密，但是现在，他们彼此都已经很客气了。

    《恋恋风尘》是吴念真根据亲身经历编写的剧本。剧本里面有一场戏，吴念真出发去当兵的前夜，他去一家面食店，和在那里打工的女朋友告别。女朋友已经准备了一千多个让吴念真带走的信封，希望他走了以后，每天寄一封信给她。吴念真去的时候，她还在一个个信封上写自己的地址、贴邮票。吴念真说，我帮你一起写吧。离别的晚上，两人没有讲话，一直在信封上写地址，女朋友写得累了，趴在桌上和衣而睡，身上还有面粉的味道。吴念真给她披上衣服，继续写，直到写完，才把她叫醒。

    侯孝贤在拍片时，把这些情节都删掉了，有些根本没拍，有些在拍完之后剪掉了，因为侯孝贤觉得这样太煽情。吴念真抱怨说：“我都把真事告诉你了，你还当这是假的！”

    后来，吴念真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是导演，我只是一个故事提供者，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