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而生，很多人这样标榜自己。为爱而生？不，我不为爱而生，爱是我躲之不及的怪物，是人生对我抛出的媚眼，顾盼有情中生出的一点眷恋，是这世界将你抽空、打倒，使你放弃尊严的唯一利器。别大言不惭地谈论为爱而生吧。

这可不是我说的——对于爱情，没有深刻的体验，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近年倍受瞩目的先锋戏剧作家廖一梅在她的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中写的一段话。据说，10年来，有成千上万人用廖一梅的语言述说自己的爱情。所以，《悲观主义的花朵》便成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而畅销不衰，它和廖一梅的另外两部长演不衰的戏剧《琥珀》、《恋爱的犀牛》，又被认为是“最好的爱情读本”。总而言之，廖一梅就是爱情的代言人。

这也不是我说的——对于作家，没有深入的研读，就没有表决权。事实上，我对廖一梅写的人物与爱情，看不太懂，也就谈不上赞同。她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写的女性只有两种，一种是月白风清的，一种是月黑风高的，或许她更中意后一种，因为更有可写之处。所以，一个大学毕业的文艺女青年，说不清道不明地与大学恋人分了手，又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一个不修边幅的情圣、诚恳的花花公子、有妇之夫、文坛前辈、早过了不惑就快知天命的中年男人。只是因为在他的文集首页中多看了他一眼，就像林黛玉初见贾宝玉：“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结果就萌发了爱意。

这种爱情虽然荒唐，倒也不奇怪，现代女子，尤其有一种小女孩，就喜欢拿青春赌明天，拿身体试感觉。关键是，她们的情就是情欲，她们的爱就是做爱。所以小说中写道：“一个现代女子的悲哀，我不会绣荷包，不会纳鞋底，不会吟诗作赋，不会描画丹青，甚至不能对他海誓山盟托以终身，如果我想告诉他我喜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上床。”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就是男友众多，恋人不知道哪一个。

如果凯丽·布拉德肖把这种事写入她的专栏Sex and the City，她肯定会这么描述：“有一阵子这女孩选中三个男人，分一、三、五和他们上床，这样还剩下四天的时间无所事事。关于空闲的这四天时间她当时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再找三个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们每人上床两次，剩下的一天作为休息。”但愿这些恋爱中的女孩不要昏了头排错班，或记错名字，要不然恐怕会有一点点麻烦。不过，或许这样的场面更刺激，更值得她们以身试法。

我忽然想到美国影片《极品前男友》，说现代女子一生平均有10.5个情人，女主角的目标则是不超过20个，为此她不得不在已有的20个男朋友中找一个最有感觉的作为结婚对象。她所谓的感觉，就是床上的感觉，所以，全片都在回忆和试验床上的感觉，吃饱了没事干，整天把上床挂在嘴边当口头禅家常便饭，除了“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一直没穿什么衣服的身材外，基本上没什么看头。事实上，廖一梅写的话剧《琥珀》、《恋爱的犀牛》，题材都类似，堂而皇之把舞台当床，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叫好又叫座，这就是人性，不知道人类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套用小说中主人公的一句话：南有卫慧，北有廖一梅。都是自以为是的美女作家，都喜欢用身体写作，后者还用身体表演，更是登峰造极。这样的小说，作者写得过瘾，读者看得轻松，不需要制造环境背景，不需要设计情节线索，简单的几个人物，洋洋洒洒形散神也散，偶尔的爱情名言锦句，正中多愁善感的恋爱男女下怀，或许心有戚戚焉。但是单从小说艺术而言，这样的作品显然不可能伟大，就连《红楼梦》中的家庭主妇贾母都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的大家人口众多，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有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 是啊，在千万人的北京，怎么可能就只有你们男女二人世界？

不过，既然是《悲观主义的花朵》，自然适合抑郁者或即将抑郁的人观看，明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区别，或许心里了然，就不抑郁了。“因为我们有个本质的区别，你是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从小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对世界充满了幻想、憧憬、过多的奢望，但我则充满了不安和警惕，认为每一点欢乐都是我从生活手里非法获得的，侥幸夺取的…….所以看到生活的真相你就会崩溃，而我幸免于难。”怪不得有专家说，悲观主义活得更长久——人生苦短，真令人悲观。

那么，悲观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单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你爱上了一个爱不起的人，他离你忽近忽远，他与你若即若离，他让你忽悲忽喜，他使你患得患失，最主要的，他的可爱可恨逼迫得你自卑自怜。用张爱玲最经典的一句话来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爱到深处，你无法不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