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儿子的出世，我小到连小小的名字都没有了！公公称我“波他妈，”丈夫直呼“孩他妈，”看在儿子的份上，我什么都认了。儿子可比我们幸运多了，虽然我们家还谈不上锦衣玉食，可是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就连从前家里来了客人都做不起的鱼肉炒菜也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庄稼人世世代代盼望的好日子都让我的儿子赶上了！

　　日子过好了，咱庄稼人的本色不能丢，我再出门拾荒的时候背后就多了一条小尾巴。儿子像小时候的我一样，总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寸步不离。我也像妈妈那样很早就教育孩子干活，把拾到的东西放到他的小手里，或者也打个小包让他背上，儿子总是兴高采烈，边玩边干。就这样，儿子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也成了我的左右手。

　　说到生活好起来，还要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我们农民终于摆脱了重重束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再也不用天天出大寨工了，也不必被人指派着天天到大田里干活了！分到手里的那几亩地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轻松松地有了收成，解决温饱后，生活的水准还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农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如此以来，我们家里的大男人都闲起来了。开始老铁匠还在端着架子装傻，小铁匠绷不住了，主动协助起我的拾荒来。他这人脑筋很灵活，很快就看出了门道，和我探讨起拾荒的新路子。他不甘于我们的小打小闹，累了半天也捣鼓不了几个钱。他先出去转悠了几天，回来后就建议我们拿出那点积蓄，去买辆小三轮倒腾费铁屑之类的东西。其实我也看到了这一步，只是苦于政策的变来变去，怕连累了孩子，一直没有说出来，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当我谈到自己的顾虑时，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批评我头发长见识短，没有大魄力大眼光。末了他还说到了“看样子这回是不能再变了，你没听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呀，国家支持咱致富了！”他继续说道，“咱先偷偷小干，看准形势再大干，行吗？”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商量出初步规划，决定把家里的一切爷爷管起来，他是司机兼业务员，我呢，就是个跟班的，协助他的一切事宜。人家都是开的夫妻店，我们也算是夫妻档吧？呵呵

　　就这样，我们俩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倒买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虽然辛苦点，却比我单枪匹马的拾荒强的多了！随着四处闯荡，我的眼界也越来越宽阔了。在这个精彩纷呈的花花世界里，我看到了更多的美好和丑恶。我仍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这一切，尽心尽力地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小事业。虽然要辛苦一点，那收入却在水涨船高，小康，就这样被我们拥入了怀抱。

　　转眼间儿子已经年满十八岁，孩子的高考仅以三分之差名落孙三。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落榜之后一直吃不好睡不好，人也消瘦了不少。我不能再给孩子添堵，心里难过有泪也只能暗暗流了。全家人都希望儿子复读一年再去考，可儿子自有自己的主张，“条条大道通罗马，何必非要去挤那独木桥？”儿子说的很轻松，“我已经年满十八岁，是位合法公民，可以养活自己了。书我是不想念了，我要打工去！”全家人又费了不少的口舌，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只好默认了。

　　说走就走，儿子约了几个落榜的同伴背起简单的行囊，卷入了打工的潮流里。那时南中国的特区刚刚兴起，沿海一带的改革开放也开了头，确实我们村早就出去了许多打工者，且那收入也是有目共睹。所以关于儿子的决定我很快转过向来，支持孩子上了路。儿子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小城里安顿下来，在一家工厂里做工。经常有信来，隔上几个月就要寄回一笔钱。我封封回信都要嘱咐儿子不要太省，要吃饱穿暖，注意安全，不用惦记着家里人等等，反正我那点六年级的水平都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见不到儿子的面，但邮局那个绿色的邮筒，穿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把我们和儿子紧紧的连在了一起。直到家里安上了电话，儿子也在身边了，每逢走到邮局门口我都要深情的多看几眼，遇到串乡的邮递员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总要找机会给他们一个亲切的微笑，总想和人家聊上几句。人哪，不应该忘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