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学从珠海归来，二十多年不曾相见，便与同学们有过一次快乐的聚会。
我到达时大家都聚齐了，有人指着我对面的一位女士问我：“这位美女你记得是谁么？”她微笑着看我，似乎期待着我能认出。可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能难堪地摇摇头。

同学中断了大伙儿给我的胡乱提示，善意替我解了围。于是，那时的“那个人”一下子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读初一时，她住在镇上，是我们班里个子最高的一个。——也许不是最高的，是我被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她每天从桥那边过来上学，太阳照在桥头茂盛的黄桷树树梢上。

自己是知道的，我是一只的丑小鸭。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却于意识里感到对她很亲近。有一天，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她的父亲乘坐的那辆客车摔到山谷里去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已经没有来上课了。我不敢想象她见到她已逝的父亲时的悲伤。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她。失去了父亲她怎么生活的？她去了哪儿？有一次我经过她的家时，特别希望她能从屋子里走出来。她家旁边有一口水井，清冽的井水从井沿漫出来，成为一条小溪从我脚下经过。
——终于，二十多年后我又看见了她。知道了她在之后的生活，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轻轻放下，内心竟然十分安宁。

二、
在我刚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刘老师退休的前几年。也许是学校里考虑到教师老少接合吧，那几年我们俩就在同一年级上课，同一个办公室不曾分离。刘老师鼓励我入党，我说我写不好入党申请，他便为我找来一份别人的入党申请书作参考，我还是没有写。

刘老师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俄语专业毕业，竟然被发配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他先是在一个名叫大河的乡镇中学里教书，后又调至县中来。到县中来时，学校已不开设俄语课了。刘老师临到退休时只得转了行，教起学生们的政治来。刘老师上课很认真，每节课上黑板都写得满满的，重要的地方都划着或红或黄的波浪线。学生们常让他叹息、生气，但都喜欢他。

刘老师个头高，白发中夹杂些黑发，隔一两天，两颊的白胡荐就突出了，硬硬的。在老校区实验楼上课时，我有时在楼下的桂林里看书等他。一记咳嗽声里我抬起头，就能看到他下台阶向树林走来，脸上笑着，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那烟很便宜，他儿子在重庆读研，他还想着为儿子在重庆买房。他吃穿都很节俭。

“刘老师，你在重庆时我要来看你。”那时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我是真诚地这么说的。刘老师削着苹果，满脸笑意：“那多好啊。”刘老师搬家去重庆时我正在乡下，没能给刘老师送行。后来，刘老师的电话打不通了，我竟然没有想到用别的方式恢复联系，我只想着见到刘老师时，我们俩该有多高兴，有时就想象着他开怀笑着的样子。
一晃，十多年过去。
昨天我被告知，刘老师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