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天，上海虹桥机场。77岁的日籍妇人齐田喜美子对78岁的上海老人黄伯平深深鞠了一躬，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别送了，年纪大的人哭哭啼啼起来，让人笑话。”

　　真的该走了。黄伯平眼光有点模糊，伸手揩了一下眼睛。10年前，他是用鲜花在这里迎来喜美子的；10年后，送别喜美子到同一个机场的，只有自己的两行老泪。5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了眼前……

　　异国恋人一见钟情

　　1936年夏天，19岁的黄伯平高中毕业后从家乡海门来到青岛，在一家高级女装店当店员，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一天，有两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姑娘来到店里，黄伯平连忙微笑着迎接客人，热情地为她们介绍新来的货品。

　　黄伯平见其中一位姑娘长得皮肤白皙，娇小可人，不太像本地人，便向她推荐了一匹绸缎：“小姐，你喜欢这卷黄色的绸子吗？”说罢，他“哗”的一声向眼前这个“外省姑娘”展开了一幅黄色的薄绸。

　　没想到，这位姑娘一脸茫然地看着他，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原来，她不是中国人，而是来青岛旅游的日本人。这下，黄伯平有些局促不安了。该怎么交流呢？突然，黄伯平想到日文中有很多汉字，何不写出来试一试呢？于是，他便用手写的汉字加简单的英语会话同姑娘交谈起来。

　　黄伯平的这一举动，让气氛一下子欢快起来。通过笔谈，黄伯平知道姑娘叫齐田喜美子，来店里是想做一件旗袍。而喜美子则注意到，眼前的黄伯平长着高挑的个子，身着合体的玄色西服上衣和米白色西装裤，显得斯文俊秀，心中的好感油然而生。在黄伯平的推荐下，那段黄色薄绸被裁成了旗袍。以后的50年间，每逢重大场合，喜美子都会穿上这件心爱的黄色旗袍。

　　那天之后，黄伯平和喜美子用笔谈不断地加深着彼此间的感情。黄伯平渐渐得知，18岁的齐田喜美子是日本福冈名门望族齐田家最小、最漂亮的女儿，父亲是“西日本消息社”的副总编。

　　这年夏天，初恋的心事不知不觉在两人心里渐渐舒展开。第一次郊游、第一次去海滨、第一次牵手……

　　不过，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却是因为一场打架。那天，一个油头粉面的小开在店里看到喜美子。清纯可人的喜美子立刻引起了小开的注意，小开放下手中的东西上前搭讪。见喜美子不搭理，小开便笑嘻嘻地伸手想要去摸喜美子的脸。黄伯平见状怒火中烧，冲上前去对着小开当胸就是一拳。一旁的喜美子见这个平日谦和的中国人居然为了自己不顾一切与人打架，感动不已。在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子心里，觉得只有爱得深切才会有如此举动，她对自己说：“嫁给黄伯平。”这场架，不但为喜美子解了围，更是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旅行结束，喜美子要返回日本了。离别那天，黄伯平送给喜美子一张自己的照片。“黄伯平！”喜美子用生硬的中文叫着他的名字，然后在纸上向黄伯平流露了心底的秘密，告诉他一定要等她回来。黄伯平看了后，紧紧拉了拉喜美子的手，他的手心满是汗，冰凉冰凉的，而喜美子的手则热得发烫。这份奇异的感觉，很多年后，黄伯平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

　　就这样，这对一见钟情的异国恋人订下了婚约，满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和盼望依依惜别。

　　战争爆发，劳燕分飞

　　回到日本后，两人靠书信增进着彼此之间的情意。喜美子每星期都能收到来自中国的情书，炽热的爱情越过大海传送到齐田家的古老庭院。

　　齐田家族有爱好中国文化的家风，喜美子的祖父曾经创办过中国书院。对女儿这段“中国之恋”，父亲先是沉默，继而默认。1937年5月，父亲对喜美子说：“暑假时，请黄君来福冈。”得到父亲的许可，喜美子和黄伯平都高兴不已。黄伯平在回信中说：“这段时间我辞职回家乡复习功课，准备去上海读大学，暑假我一定来看你。”这封信的署名日期是1937年5月14日，没想到这竟是黄伯平寄给喜美子的最后一封情书。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让这对彼此相爱的有情人忽然间失去联系。无法相见的空白时空，更是加重了喜美子对黄伯平的思念。在爱情的驱使下，喜美子来到了中国，寻找她魂牵梦绕的未婚夫的下落。

　　喜美子用尽了所有办法到黄伯平的家乡海门寻找他，可一无所获，此时的黄伯平已如信中所说去了上海谋生。当时战局混乱，无奈下喜美子只能惆怅地踏上了归途。

　　1942年，在两人失去联络的5年后，战争愈演愈烈。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24岁的喜美子终于答应和一位新加坡日侨结婚。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943年初，黄伯平和家乡的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

　　结婚后，喜美子很不幸，竟然从丈夫那儿感染了性病，丈夫更是无情地丝毫不为她辩解，任凭保守的公公把她赶回了日本娘家。从此，喜美子只能和惟一的女儿相依为命。而生活在上海的黄伯平婚姻生活比较平淡，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文革中，他的生活比较凄凉。1981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这场抗日战争的惨痛，让黄伯平和齐田喜美子之间所有的海誓山盟都变成了梦。

　　50年后再续前缘

　　二战结束后，齐田家的山林、土地被无偿地分给了农民。父亲抑郁而死，作为出嫁女的喜美子几乎没有分到什么遗产。

　　战败后的艰难岁月里，喜美子当过小贩、保育员，甚至为了生活用祖传的和服嫁衣换取美国大兵手里的罐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她的生活才有了改善，在福冈经营了一家酒吧。虽然一直不知道黄伯平在哪里，但有种思念始终在她心头，她在酒吧招牌上用英文字母拼写了“Huang”，没人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是“黄”。喜美子在严酷的现实中，一次次用往日的温情温暖自己疲惫的身心。

　　时间流逝，中日关系日渐改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埋藏在喜美子心里的爱情火种重新燃烧起来，她期待奇迹的出现，开始向四面八方查询黄伯平的下落。

　　在她居住的福冈市，每年都会举行“中国物产展览会”。1985年春，喜美子和往年一样，盛装参观“中国展”的开幕仪式。多年来喜美子驻颜有术，并且始终保持着体重80斤的苗条身材，这天她穿上了那件淡黄色的中国旗袍，依照战前贵绅世家的化妆方法，用日本红泥点染了双唇，然后郑重其事地戴上一条项链，坠子是一枚象牙图章，刻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黄伯平”。这枚图章，是喜美子在战争结束后专门找人刻的。

　　交易会上，喜美子偶然遇到了一位日本华侨。交谈中，喜美子向对方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得知喜美子暮年的心灵里居然还珍藏着这么一份青春的感情，这位华侨感动万分，当即就打电话让在上海的弟弟帮助寻找黄伯平。

　　半个月后，喜美子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已联系到黄伯平，他的妻子已于4年前病故，给他留下一儿一女，子女都在外地。”信中，还附上了黄伯平的住址。

　　奇迹真的来临了。这些年来，失望一次次刺痛喜美子的心灵，如今终于有了昔日恋人的消息。这晚，喜美子无法入眠。自己真的能与那个“中国青年”结合，实现18岁之夏的约定吗？真的要以垂暮之年适应一个陌生国度吗？真的要和那个叫黄伯平，但也许已经很陌生的人朝夕相处吗？
　当确定自己的回答是肯定时，喜美子起身连夜提笔给远在上海的黄伯平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分别后自己波折坎坷的经历和对黄伯平的殷殷期待，信的末尾写下了自己的夙愿：“得知尊夫人已仙逝，鉴于目前你我都是单身，可否在年近古稀之年再行婚礼，以践前约？”

　　放下笔后，喜美子似乎感到一封信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黄伯平的眷恋之情。于是，她拿出录音机，又把自己作词、谱曲的一首歌录下来，歌中唱道：“青春的梦想啊／那夏天银色的海滩／将爱情永远照亮……”翌日清晨，喜美子将这首歌连同长信和自己精心保留了50年的黄伯平的照片一起寄到了上海。

　　黄伯平收到喜美子的信时，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其实在此之前，当他得知喜美子的消息时，思考很久，告诉传话人：“算了吧，这么多年前的事，没太大意思了。”但看完信后，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日本女子如此痴情。听着喜美子情深意切的歌声，黄伯平感动得潸然泪下，即刻回信，希望喜美子早日能到自己身边。

　　半年后的圣诞夜，喜美子搭乘班机从日本飞达中国。在上海虹桥机场，黄伯平手捧鲜花，早早地守候着。虽然分别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但毕竟曾经是恋人，在人群中黄伯平很快认出了喜美子。他快步迎上前，把手中那束漂亮而芬芳的鲜花献给了远道而来的未婚妻。这一刻，两人越过50年的间隔，轻轻相拥，都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3天后，黄伯平和喜美子一起来到上海民政局登记结婚，这对历经半个世纪的中日恋人终于结为伉俪，双方子女都向他们表达了祝福。这一年，黄伯平68岁，喜美子67岁。

　　相守10年的婚约

　　50年相思，终于能重新聚首，那段时光像蜜一样甜。每天一早起来，黄伯平和喜美子就开始互诉衷肠。和许多年前一样，他们还是用简单的汉字加上英文来沟通。

　　黄伯平告诉喜美子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因为‘曾经被日本人寻找’住了8年牛棚，后来靠难友帮助在一所党校找了份看门工作，现在退休了。”虽然喜美子并不明白为什么人要住在牛棚里，但她大致知道自己当年的举动给恋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心里充满了对爱人的柔情。

　　喜美子诉说的往事，也让黄伯平唏嘘不已。他拉着喜美子的手，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没有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分离，一切就不会那么坏了吧！”

　　每晚临睡前，喜美子总会依依不舍地说：“平，我要睡了，我们又要隔很多个小时再见了。”这时，黄伯平会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直到彼此坠入梦乡。

　　50年前的浪漫，50年后的相聚，晚年理应相依相伴，这么美满下去。然而，生活终究不是像童话那般完美。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常常出现小冲突。按照喜美子的生活标准，事情一定要尽善尽美，而黄伯平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活得不好，也能凑合着活得不太坏的习惯。

　　重逢的第一天晚上，喜美子让黄伯平坐在床边，蹲下来用肥皂帮他洗脚。“不要了，我自己洗吧。”黄伯平觉得脚应该自己洗，也似乎用不着肥皂，但又不能过分推辞。可喜美子完全不接受他的“反抗”，不作声地迈着小碎步端来一盆热水，搁在黄伯平脚边，再搁一块肥皂，然后半蹲半跪地脱下他的袜子……此后每一天，给丈夫洗脚就是喜美子这个日本女人的习惯。

　　渐渐地，喜美子的尽善尽美让这个家焕然一新的同时，也让黄伯平觉得生活越来越吃力。喜美子习惯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有条有理，连黄伯平洗完的手帕和袜子，也必须熨得棱角分明。

　　一天，喜美子一边洗碗一边对黄伯平说：“水泥池子太不卫生，沾了污垢都看不出，一定要贴上白瓷砖。”黄伯平心里直发虚：日本“爱委会”的检查员又来了。“不用了吧，水池很干净呀。”80年代的上海，很少有人家里贴瓷砖，黄伯平试图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一定要贴！”喜美子有点急了，又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坚持，对着黄伯平比划了半天，看他还是不认同，索性直接把他推出门外，把门一关，意思是让他去买。被推到门外的黄伯平，一脸苦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黄伯平看来，喜美子什么都没有做错，每件事都是建设性的，可家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连喜美子自己都意识到了，不断解释自己只是想让两人生活得更舒适更卫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之间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常常四目相望，却看不见彼此心灵，黄伯平开始选择逃避。他每天上下午各去一次复兴公园，表面上对喜美子说自己是去锻炼身体，但他心里明白，其实是为了躲开她，他怕喜美子的尽善尽美，怕与她没话说。

　　可以想象得到，两人50年同样的忧患生活，却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经历，当18岁那年的回忆被反复咀嚼得无味时，让这两个临到暮年的老人，又该如何相濡以沫呢？

　　这种既温存又矛盾的生活，如果没有变故或许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然而，1995年初，喜美子不幸得了一场大病。由于她是外国人，在上海无法享受公费劳保医疗，而日本的一切保险在中国又都无法使用，频繁地出入医院，让两位经济都不宽裕的老人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他们感到了沉重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