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俺终于小学肄业了，刚好十五岁也是个爱做梦的小屁孩，其实做些不靠谱的梦倒也罢了，可偏偏想当作家，这也拉开了我歧路人生的序幕，并且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最终完败的是那么彻底，以致现在想起来还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年少时，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曾对我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病的？倘做了郎中，可保衣食无忧。如能做官当然更好了，动辄旗锣伞扇一辈子荣华富贵，而且还能让人仰视，可惜这两样都与我无缘，也算是朽木不可雕。

　　十九岁那年，我在省报《人到中年》征文中得了个三等奖，并获得了数额不小的第一笔稿费：八元钱！（那时猪肉一斤两块多钱）我心里这个美呀，如坠云里雾里一般。从此后县里的广播站经常播诵我的稿件，每逢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召开创作会就会邀请我去参加，村里的大队会计自诩为小秀才，县里给我的通知他总是给暗自扣下，也许他想自己比我强多了，为什么偏要我去？以后的日子里，县里的有关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通知亲自送到我的手里，坐在宽敞明亮的县委招待所里，吃着白面馒头心情好极了，也许，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高加林说过：我没有看不起农民，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我也从不想当农民。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写过散文诗歌小说，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频频往报刊杂志投稿，那时投稿不用邮费，只需在左上角剪一个小小的斜角，并注明：“稿件”二字便可畅通无阻。就我这水平，结果可想而知，到末了邮局送信的都烦了，我的稿件有多少就被退回多少。有时《胶东文学》的编辑们也会约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座谈、改稿。难以置信的是，那时的编辑也无师自通黑的很，如果给他送上一份厚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否则，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他妈的，一个短篇小说五千字，所得稿费一百五十元，而送礼则是好几倍。有时气急了干脆一个字都不写了，谁料想，那厚脸皮的编辑就会寄来一封信：“XX：为何近来不见大作？”还大作呢？想钱想疯了吧？去你妈的，俺不求你了，爱咋咋地吧。其实仔细忖度，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水太浅了，怨不得别人。

　　沉寂发酵了很久，那年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山坳里的故事》心里哆哆嗦嗦地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编辑部，随后就是惴惴的等待，过了半个月，稿子退回来了，撕开一看，里面有一封很长的信，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是一个叫张翠兰的女编辑用很工整的小楷写的，大意是，孩子，你的剧本写的的不错，驾驭文字的能力也很强，但有很多的缺点，若想打造成成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个姓张的编辑太让我感动了，她提出了很多缺点和对剧本的修改的意见，可是我修改后，张编辑又来了一封信，说我不但缺点没修正，原来出彩的情节也没了，她问我，我找个编剧帮帮你，如果发表了，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的署在后面，这样可好？那时我真的是傻不拉唧的，一听这话便气不打一处来，干脆把那破玩意儿扔进了书桌里，再不问津。

　　至此，我的文学梦几乎是彻底破灭了。那些年，县里经常想把我调出去，但都被比我有根基的人捷足先登了，时也命也，能怨谁？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本能，我啥都干过，就差没偷没抢了。梦虽没做成，温饱可保无虞。时移世易，当年那些还不如我的人都混的人五人六的，见了咱，那眼神怪模怪样就象那赵家的狗。也或许是我自己感到内心卑微，但日子还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过下去。

　　屈指算来，混迹于网上，摸爬滚打跌宕起伏也有几年了，初涉网海犹如小马过河，时而欣喜之极如跳梁小丑，时而头破血流戚戚惨惨，仿佛一霎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并永世不得翻身。上演着一幕幕可悲可笑的肥皂剧。偶尔因了一篇蹩脚破文引得了几声零落的喝彩，便沾沾自喜，几乎忘了今夕是何年，当年那种堂吉诃德式的豪气和梦想几乎是荡然无存了。只是对文字的痴迷仿佛是得了单相思，她不理我，可我偏偏眷恋着她。然虽如此，此生做不成缪斯的宠儿，装孙子总可以了吧？

　　诗曰：

　　梦里花开千百度，

　　不堪回首来时路。

　　绳床瓦灶度春秋，

　　箫声幽咽伴我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