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嘉湖平原水乡的一隅，布谷鸟叫了，是农民收了春粮，也就是麦子、油菜籽之后，把早稻谷种子撒播到田里去的时候了。经过精心的呵护，稻谷种子成了秧苗，再把秧苗移栽到亮汪汪的水田里，一苗多孽，绿油油地蓬勃生长，至夏天，秧苗簇拥着拔节、抽穗、扬花，转眼，水稻成熟了，金黄璀璨，尽收眼底的是一片丰登的景象。   　　每当这个时候，瑞根伯就开始估算今年夏粮的收成。   　　“早稻超纲要是没有问题的”，有一天，他这样对队长说。瑞根伯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是生产小队的简称，上面有生产大队，还有人民公社。那时农村的所有制分配形式叫“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所谓三级所有，也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财产、核算、分配相对独立，不能随意调剂平衡。因此，从理论上说，生产队才是人民公社社员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依靠，而生产队会计则是队里除了生产队长以外最有实权的人物。瑞根伯不仅是队里的二号实权人物，而且还是队长的“参谋长”。他粗通文墨，又是庄稼把式，他说的《纲要》是国家定的粮食生产目标，长江以南年亩产800斤。瑞根伯算盘珠一拨拉，又对生产队长说：“但是，今年队里要分配不下降，光光超纲要是不够的，连作晚稻还要增加面积。”   　　队长问为什么？   　　“队里人口增加了，工分总量增加得更多。”瑞根伯说。   　　“啊啊！简直是在抢工分。”队长说。   　　“误工工分也不少。”瑞根伯说的误工，我总觉得应该是“务工”。每年学校暑假，我回乡劳动做记工员，每每把外出开会的，大队抽调的，公社摊派的劳动力都记成“务工”，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参加生产队直接的劳动，但终究是服务于农村农业的工作嘛。瑞根伯却说，应该记“误工”——纯粹是耽误工作嘛！   　　瑞根伯说的也没错，当时生产队劳动力不少，可真正在田里干活的却不多。收早稻种晚稻是跟时间抢时间，因为一过“立秋”再插晚稻秧，晚稻必定减产。抢收抢种的“双抢”大忙季节，队长和瑞根伯最恨的是公社和大队派工，抽走了劳力，农业生产力下降不说，还影响田里做生活的人的士气。你想想，一天做到晚在田里做死做活的，与开会白相相的一个样，工分都是“一直头”，大家心里肯定不落胃；心里不落胃，手上就没劲头；大家手上没劲头，双抢就要过立秋关；双抢一过立秋关，晚稻收成就要打折头。   　　看来，这“误工”还真是误工。   　　那年头，生产队的“误工”特别多，到年底，瑞根伯拨拉算盘一统计，说出的数字大家都有点不相信，误工工分竟然是全小队总量的一半多。误工工分就像现在人民银行印的钞票，本身不过是花纸头，印得多了，原来的钞票就不值钱了。同样道理，不产生实际成果的误工工分多了，真正产生价值的田间劳动工分就贬值了。   　　靠工分吃饭的社员们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原先每分工分值一角钱，一个正劳力做一天10分工分，一年不休不歇，差不多有三千五、六百分；女人是半劳力，工分打6折，一年能有个二千零一点，俩夫妻一年下来有个五、六百块钱，扣除粮食柴禾等等分配的实物款，年底都或多或少有点现金分红。现在，由于误工大量增加，生产效率下降，收成降低，一分工分只有了6、7分钱的价值，年终一结算，大多数人家都成了“倒挂户”。辛辛苦苦一年只糊了个嘴，添衣置被成了空想，社员们不甘心，不甘心就得想办法。可那时候的办法还真不多，做生意是投机倒把，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想来想去，社员们能做的就是抢工分，把生产队这口锅里的东西尽量多地往自家碗里扒拉。   　　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多养羊和猪。“庄稼一株花，全靠肥当家”，特别是羊粪，肥力大、后劲足，上面鼓励社员多贡献，而且价值不菲，每百斤羊肥可抵一个男劳力一天的劳动，还有稻谷奖励。羊又只吃草不吃粮，家里有小孩的连书也不读了，专司养羊。少的六、七只，多的十来只，这样的人家一年下来，凭空像是多出了两、三个壮劳力，不仅工分多多，而且粮食也多多，弄得仅是正劳力的人家，钱也分不到，粮也不够吃。   　　粮产区靠的就是田里的出产，真正的劳动力日子难过，生产队的两个当家人头都大了。而且，近两年，社员们为抢工分，已经发展到了死命往羊肥里掺假，水草、污泥、烂稻草都往羊栏里掺，弄得羊肥的肥力越来越低，田里的出产越来越差，而羊工分和奖励粮越分越多，队里的工分价值降到了历史低点，那些正儿八经干活的劳动力连饭都吃不饱了。   　　“是啊，真正在田里做生活的就那么几个人，今年的‘双抢’还不知道怎么弄呢，你还说要增加晚稻插种面积？这个队长我是当不下去了！”队长说。   　　瑞根伯说：“格样子下去肯定是不行了。不过，你想撂挑子更不行！还是看看中央马上要开的三中全会吧，说不定有新的政策出来。嗨，这样子下去总不是办法，粮食丰收了也没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