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农村，小时候看电影都在露天晒场，而且每年也就两三次。有电影看的消息一般10多天之前就传来了，于是，我们便等啊等，先是打听具体是什么日子，确定了，又打听放什么电影，最希望是打仗的，即使是“向我开炮”、“高，实在是高”这些台词已经滚瓜烂熟的老片子，我们也百看不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看一次电影无疑是饕餮大餐一样的奢侈享受。   　　我们小时候读的是半耕半读的小学校，上午读书，下午割羊草。我自小贪玩，大妹半天可割两、三蔀草，我这个做哥哥的，有时候傍晚背回家一蔀草，也是稀稀松松的，因此经常被爸妈骂得狗血喷头。唯有放电影的那一天，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那天的下午，我和小伙伴们会早早出门，也不再在水边或树荫下玩耍，而是认认真真地割羊草，两点钟之前割一蔀，四点钟之前再割一蔀，回家后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奶奶早早给我准备晚饭，好赶在别人之前去占据晒场看电影的有利位置。   　　即使是这样，我也可能不是最早的。放映机前面的最佳位置已经被捷足先登的毛孩子们占据了，他们还是学龄前儿童，基本上也没有割羊草的工作要做，他们有搬长板凳的，有放竹椅子的，还有一把王家双胞胎兄弟搬来的太师椅，王家是有名的孝顺人家，他们家有个85岁的老太太，那是她的专座。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长凳竹椅，我的几个小伙伴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要搬家里的凳椅，得等家里其他人吃完晚饭之后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这办法就是搬几块石头、砖头或者树干占个位置；再没有办法了，干脆在地上以划线为界或者脱下身上的衣服、鞋子甚至是裤腰带之类的物件，来个占地为王。   　　等到傍晚，放电影的师傅已经把雪白的银幕挂起来了，晒场的中央也架好了机器，电唱机开始播放歌曲，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占据的领地却在逐渐被蚕食。正在我焦急万分，眼看守土无望的时候，我的三个乖乖女妹妹，在全家人吃完晚饭后，搬着长凳“救驾”来了。可即使是这样的状况，我也会摆出哥哥的派头，埋怨妹妹们来迟了，好在她们慑于我的无厘头，也不敢跟我较劲。当然，既然守住了阵地，我们便开始一边看着白色的银幕，一边看着黑色的夜幕，静静的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隔壁的好姆妈家来了钱塘小客人。这也似乎是惯例，只要是放电影的日子，村里总有几户人家有小孩子来做客，既是走亲戚，更是为看电影。钱塘跟我们仁和仅仅一河之隔，但他们说话的语调与我们很有些不同，比如我们说“是咯”，他们却说“也”，一声绵绵软软的“也”，让我们自觉有些土气。后来知道，我们所谓的“钱塘”，也就是如今的良渚、安溪、大陆等乡镇，正好与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保护的核心区域重叠。这“也”是不是古良渚人的遗音？我实在不得而知。   　　虽然是隔壁人家的客人，但好姆妈家没有与小客人同龄的小孩，因此，我们也要尽好地主之谊，我的妹妹们搬来的凳子也就有他们的一份——邻里相帮是义不容辞的乡俗嘛。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我们除了在自己村里看电影，有时候还跟着大人或伙伴们去外村看。去外村看，往往没有好的位置站了。如果那个村里正好有我们接待过的乡邻的小客人，我们便不用站在场地的外围，伸着脖子看电影了，他们也会像我们接待他们一样，给我们一个优等的座位。   　　当然，我们外出看电影，不可能每次都有遇到熟人的好运气，这时，我们就只能在场地外围踮着脚看，再看不见的时候，就坐到银幕后面的地上看。幕布离墙壁很近，必须仰着头，吃力且脖子酸，一到换片间隙，就马上“低头认罪”，以放松颈项的肌肉。好在银幕后面看电影也有稀奇的景象，电影里的人吃饭、打枪、劳动都是左手，跟我们生活中习惯右手的场面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几个伙伴从小就常常在银幕后面看电影，看样学样，好几个长大之后都成了左撇子。   　　去外村看电影最大的难处是电影散场以后回家。那时候的乡村道路不像现在平坦宽大，除了小小弯弯，还有七高八低，过个小河有的是竹桥，有的干脆就是几根木头。天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过桥时我们都是手脚并用爬行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可能有女孩子，比如我的大妹、二妹，去的时候天亮着，我们几个男生扶一把就过去了，回来就不行了——女孩的胆子小嘛。好在同去的伙伴都是好兄弟，谁的妹妹都是大家的妹妹，我们男生就两个搀一个，一个一个地来回把她们带到对岸。这个时候，我总会生出一些怨气，爸妈为什么尽给我生妹妹呢？   　　危险过去以后，男孩们又恢复了调皮恶作剧的天性，有的大呼有蛇，有的说“鬼来了”，以此吓唬女孩子们，女孩们无不连叫带跑，我们却从中获得了做“男子汉”的乐趣·····   　　呵呵，我们的童年有趣吧？是的，有趣。但逝去的往事其实是我们童年的艰难，乐趣和幸福感都是在回忆中体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