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在农村放电影应该算是一个好工作。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不满一年的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公社电影队的一名拿工分的放映员。我们用的放映机是国家放映队淘汰下来的老机器，1956年出厂的电子管“乌克兰式16毫米——54”，虽然比我还大一岁，但性能稳定，工作时比用纯国产的晶体管“长江16毫米轻4型”省心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电影队工作三年，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关师傅”，对放映机、半导体之类的修理技术始终还在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时的水平。   　　“轻4型”的特点是轻，一名放映员用一辆自行车就可以跶走；苏联老大哥的“乌克兰”却是沉重的6大箱。国家放映队的时候，在水网地区配备有专门的放映船，放映员以船为家，巡回在各公社的村村埭埭。公社有了自己的电影队，没有放映船，搬运机器成为我们放映员的重负，但公社领导有的是办法，他们做出决定，机器由下一个放映点接运。这样一来，我们水网地区用“乌克兰”的电影队，反而比平原和山区用“轻4型”的电影队，工作更轻松了。   　　呵呵，上述两件事情说明，普通的生活里有时候真的包含了许多要命的哲学的课题啊！   　　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必自带的，电影拷贝就是必须随身自带的装备之一，因为胶片不能遇水，遇水就会粘连，粘连就会破坏画面，直至作废。让拷贝箱随船运输，曾经发生过胶片落水的事故，县电影管理站因此反复强调过这个要求，我们当然就不折不扣地执行咯。   　　在一个公社背着拷贝箱巡回放映并不辛苦，因为我们公社不大，只有8个大队外加一个水产大队和一个洛山牧场，共10个放映点，最远也就是两三公里的路程。比较辛苦的是到县城换片子，因为那段时间獐山到塘栖的轮船不正常，每到换片的日子，我们要背着或挑着拷贝箱步行10公里路去到塘栖，再转第19路公交，到县城一般都是下午了，换完片子急急忙忙往回赶，到放映点几近傍晚，紧张的映前准备工作就要开始。   　　张挂银幕是放映员的技术活之一。首先是埋杆，用深沟撬凿洞必须以毛竹的直径为准，洞小了插不进去，洞大了银幕架经不起风的张力，一旦放映过程中起了大风，倒了银幕，那基本上是放映员的耻辱；恰到好处埋好毛竹架子后，放映员必须以精准的手法把银幕绳抛掷到高空的架角上。那时的农村物资匮乏，搭架子的毛竹往往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架角的露头往往很短，一次把绳子抛掷成功与否，能够显示出一个放映员基本的功底。   　　电影放映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首先是幻灯片，继而是新闻纪录片或者农科教育片，最后是故事片。遇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队，也有连放两部故事片的，那可是饕餮大餐式的文化盛宴，不过，我们对加映的故事片，收费是打5折的，也就是拷贝租费之外再收两三元钱，因此，一场两部故事片的电影也不会超过20元。   　　幻灯片是当时时事宣传的重要工具，我们会适时放映一些政治口号以及农事注意事项，也会自制自绘一点专题幻灯片，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说快板、顺口溜，有专长的放映员还能唱杭州小罗书、绍兴莲花落，我们当然只能“专攻”顺口溜咯。不过，我创作的顺口溜《只生一个好》还在县里的幻灯片评比中得过奖呢。   　　16毫米电影是要中间换片的。为了保护拷贝，每个胶片的前部都有很长的空白带。放映员为缩短中间停顿的时间，就会人为扯下一大段胶片，使它不经过片道，直接用左手绕进后下方的空片夹，右手单手把胶片嵌入片道，其手法的娴熟，体现的是一个老放映员的风采。但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之所以大家都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不使中间停顿时间过长，引发场内不必要的麻烦。   　　那些麻烦往往来自于“挤场”的年轻人。挤场有点像更早岁月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轧蚕花”，那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我们没有经历过，只是听老人说，“轧蚕花”有点像北方的庙会，也有点像少数民族的“三月三”，反正人山人海，年轻人是可以放肆一些的，男女青年挤一挤、碰一碰，甚而至于“无意”之中捏一捏、娇娇腼腼地掐一下，都是被允许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轧蚕花”的风俗没了，但是年轻人想“轧”的原始动力还是有的，于是，田野上露天电影场便有了复古的戏剧，一群漂亮女孩的身边少不了围着几个愣头青，黑灯瞎火里做些你情我愿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场内换片的灯光无疑是蛮讨厌的。这时，男生们就会起哄，更用力地挤人，以至于殃及到坐着看电影的老人和小孩。   　　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就会立刻打开扩音机，请求大家安静。我的两个同事阿鸣和钱队长是处理这种场面的老手，他们是已经成家的人，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好，马上好，等一下你们可以继续······”。在全场观众一片欢快又宽容的笑声中，躁动就会瞬间消失·······。   　　当了三年农村放映员，遇到过不少有趣的事情，比如跑片，再比如联映，还有连续30天放映同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无奈。现在想来，有些是不可思议的，更多的却是幸福的回忆。之所以会感到幸福，因为那些情景，都是一些不会再重映的老电影，有些还是经典。   　　201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