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有孔子的弟子为抢救掉落于冰湖中的书而献身的情节。为此，导演胡玫对电影中这件能“教育人”的事情，颇感得意。正是因为这位胡导特意浓抹重彩的一笔，却让我有了这次有感而发。
    如果一个三番五次跳到冰湖中抢救老师的书的书生，压根就没有意识到生命要比书更重要的话，那么，在一旁的孔老师难道也没有认识到吗？如果认识到了，为什么不强性阻拦呢？倘若做老师的尚未认知到生命与尊严的宝贵性，那么，他还配做弟子们的老师吗？书掉到了水里，可以再写，也可以再编嘛。而生命，却只有一次，是绝对不可以重来的。
    既然胡导这么拍了，也这么表现了，说明在这个胡导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生命和尊严至上的人文思想。而没有人文思想或缺少人文精神的人，又如何敢在电影里教育人呢？
    我原想这种悲剧，只会发生在专制的愚民时代，没想到，都已是21世纪了，还会有人念念不忘地“提倡”和“宏扬”这种“舍己救书”的行为。这也是让我的“刺”如鲠在喉且不吐不快的原因。

    胡导宣扬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政治精神呢？而这种政治教育或渲染的后果，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恐怕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许多发生在文革中的悲剧。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抢救公家的财产而白白“光荣牺牲”了的呢？！

    印象深的有，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山洪中，为抢救一根公家的木头，奋不顾身地跳入汹涌的洪水中。结果，木头没捞上来，反而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谁害了这位年轻人的性命呢？这在当时，人们不仅不会这样反思，反而会大肆宣传和表彰这种所谓的革命行为。而宣传、学习和表彰的目的，难道不是鼓励大家今后多做这种傻事吗？生命和木头，孰重孰轻还分不清吗？
    20世纪80年代，一个叫赖宁的可爱的小学生，在一次火灾中，为灭火和抢救公家的桌子板櫈，被火烧死。事后，公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赖宁小同学学习的运动。学习的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等西方国家规定，中小学生如遇到危险，首先告知孩子们保命要紧，赶快远离危险。施救，不是那些尚不具备能力的孩子们的事，而是大人们的事。尤其是灭火，绝对是大人们去做的事。若干年后，当我们又付出了许多惨痛的代价后，也得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后，不再提倡中小学生救火了。

    之后成长起来的80后代表性人物韩寒，就对电影《孔子》中的“舍身救书”行为极为反感。而且还对胡导宏扬一个落魄书生辅佐皇上如何教化民众的电影打分极低。李贽早就批评过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以“民之父母”自居，把臣民当孩子来教化并为其引路的奴化做法。难怪有那么多的官吏一直喜欢自称为人民的“衣食父母官”。唉，连谁养活谁，都还没整明白，他们就敢厚颜无耻地当你的爹妈！

    韩寒在博客中批道：“我们抛去一切政治的因素，从电影的本身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失败的电影。……这已经不是一个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通过电影，你很难理解孔子这个团队里的员工为什么一直追随着孔子。在渲染人物性格的地方，我忍受了他们花十分钟让一碗马肉汤，来宣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因为我已经忍了孔子二十九代弟子孔融让一只梨的故事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的时光。而任泉扮演的颜回最后居然为了多捞几卷文书，在冰水里冻死了，这不是感人，这是愚蠢。……在理想刻画的不够成功的情况下，这是毫无人性光环的桥段，放到现代电影里，就好比领导家被火烧了，领导的秘书冲进火海，救出了一本毛泽东文选，出来一看只救出了上卷，于是又冲了进去，又救出一本，出来一看妈的原来不是上下卷，自己救出的是一本中卷，于是明知道房子要塌了自己不行了，又冲了进去，然后房子就塌了他就死了。作为观众，你认为你能哭么。”

    生命高于一切。而且高于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高于权贵利益。蔑视生命和愧对国民的国家和民族，又怎么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呢？
    事有凑巧，据媒体报道，2010年1月，朝鲜一艘渔船在大海里翻了，三名船员为抢救金正日的领袖画像，壮烈献身了。朝鲜为了表彰这种“舍身救书”的行为，在全国大肆宣传，号召人们向死者学习。
    在专制者的眼里，生命还抵不上一纸画像。然可悲的是，那些被洗脑和被异化了的愚民们，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已被统治者彻底异化了。这种不先自救保命、反而为了抢救领导画像而献身的死法，充其量，也只能是一滴抛洒在一纸画尸上的被统治者利用了的可怜的祭品。

    这就是愚民政策的效果：大家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大家觉得生活在这种不正常的国家里是幸福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祖国最好。因为统治者都是这么教化民众的。他们喜欢在御用文人的摇旗纳喊声中，让思想穿上“统一制服”，高歌主旋律，步调一致。
    而“盲从偶像”或“舍身救书”的结果，往往就是自甘为奴，社会退化，生命无尊严。

    2009年，在举国欢庆“祖国60周年”（唉，5000年可忽略不计了）之际，一个段子，曾风靡一时。这个充满诙谐、嘲讽、且寓意寻味的段子，让我不由想到了中国的文革，想到了当今金胖子统治下的朝鲜。
    段子说：一对蛔虫父子从肛门里钻出来，父亲给了儿子一架望远镜看外面的风景。蛔虫儿子兴奋地问道：“爸爸，那蓝蓝的是什么？”“那是蓝天，我的孩子。”“那绿绿的又是什么？”“那是草地，我的孩子。”“爸爸，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啊！我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肛门里呢？”蛔回父亲庄严地回答：“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国！”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想再当舍身救书、舍身救火、舍身救木头、舍身救画像的人了。所以，请胡导们以后别再干这种帮人谋财害命的电影了。我们不是木头！
    文革的悲剧，就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眶里都没有眼珠/亿万人只能瞪着空洞的眼眶/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结果，大众“不仅主动摘下自己的眼珠，还要/用木屑去填充大脑里丢失的记忆”。（白桦长诗《从秋瑾到林昭》）
    美国思想家罗斯科·庞德说过：“人类关系中的完美理想便是自由”。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专制的统治者，喜欢思想者。他们害怕思想者的号角吹响，唤醒蒙昧中的“鹦鹉们”。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将思想自由、思想多元视为政权不稳的滥觞，无情打压。

    为了防止专权和腐败，许多西方思想圣哲都开出了良方。18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休谟说：“许多政论家已经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该制度中的若干制约和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假定为是一个无赖，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的。”这就是著名的“无赖假设”。罗素认为：人类有无限的欲望，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阿克顿认为：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尼采认为：只有把政治家当成混蛋才能搞民主政治。
    由此，设计什么样的制度，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