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行僧生活

人一生，有许多东西是命里带来的，任你春风流转、时光洗濯、世事修改、经历过滤，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他们一直在你的血里，在你的骨头里，在你最早和后来的记忆里。

譬如性情，宿命地跟着你，不管你如何挣扎，也是徒然。

昨天，不经意间听到一句话——率真的人，少不了会显得有些鲁莽。我一个人坐着捉摸了好久：人活着真的就是如此，性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有一利必伴之一弊，有一弊也许会伴之一利。人生要调控感性和理性，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人生又要在坚持秉性和取舍秉性之间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让自己是独一无二固有的自己，而又是一个清醒鲜活的自己。所以，人一生的辛苦不仅在于找到养活躯体的物质和赖以存放的物理空间，更要时时考虑将自己的精神放置和迁徙到适合的区域。

这样想了好久，又一个想法跳到了我思想的界面上——我是一位苦行僧。

这让我多少有些忧伤，找了这么些年，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如此。

家人经常在抱怨：就你在教书育人？就你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别人为什么都没有你忙，没有你辛苦！你为什么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客厅，眼泪汪汪、万念俱灰。

“这叫过日子吗？你一年能陪我几天？……”她觉得委屈极了。

每当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确实太不顾这个家了，太不顾家里的人了，带着愧疚，去洗菜，去拖地板，去抹柜子，去捅下水道，去把大小的抹布再搓一遍，去把便池里的水垢一点点地清理干净……

我不知道怎样给她解释，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

事实上我也有意地改变了许多次，可是，最后一次次，我还是重新回到了固有的状态和轨道。

什么也不怪，只怪老天给了我这样的宿命！

那些年，我为学历而辛苦。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总是排在年级之首。我们那一级有三百多名同学，他们都对我的成绩羡慕不已。那时节，正是梦开花的年龄，我忽尔想学书画，忽尔想当作家，忽尔想成为一位物理学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就在这种陶醉中，时光在我心里美好地交错，并沉积下许多美好的东西。

可是，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原因，我未能进入高中。

可能有两个月，我一直是在痛苦和绝望里度过的，没说过一句话，没有出现过一丝笑容。（后来，我知道八大山人后半生一直做哑巴，只用枯笔画些残山剩水、枯枝败叶，画些翻着白眼遗世而独栖天地之一隅的鸟，才知道朱耷的内心是多么孤绝。）

于是，我那么早就失学了，当时才十三岁，就在广漠的田野上和浑混的日子里劳作了。那种劳作没有指望、遥遥无期。那时，我在想，这一生恐怕就这样走下去了，远离文化，取消精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的辉煌就是修几间瓦屋、娶妻生子，延续姓氏……那时，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初中时用过的书和作业本都糊了墙，一年到头也没有一次握笔铺纸的时候。

可以说，我们村里每一寸土地、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过我的脚印。

常常遥望着远天远山发愣，知道这一生只会与土地、庄稼、牛、犁和节令有着关联，地平线那边永远不属于自己，不会在那里留下我的任何故事了……

五年，整整五年后，高考恢复，我们村里有32人去考试，虽然他们都上过高中，可是，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考上了。分数刚通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哥哥都恍恍惚惚的，不相信分数是真的。母亲也不怎么张扬，她说：“在农村当农民不也是过一辈子吗？”

母亲的话就像是一句谶言，那年秋天，我和哥哥真的被政审阻隔在了大学之外。母亲劝着我们：“在农村还不是过一辈子吗？”其实，母亲背过我和哥哥哭过，她只是怕我们承受不起那种打击，就把事说得淡然漠然。

第二年，我离开了老家，到外县的一个小山村当会计，想避过老家的极左影响而再次冲刺考试。

小山村里只有13户63人，荒凉贫穷。在那里我度过六个月清寂的时间。

1978年的10月12日，我搭乘龙草坪林场拉木料的汽车几乎走了整整一天，在夕阳如血时，才到汉中师范。

有好心人劝我在考上和上学后的三个月内不要回老家，免得那些和我们家有仇的人穷追不舍。

在汉中师范求学的几年里，我是不敢有任何疏忽和懒散的。因为我撂下书本的时间太长了，在学习上，和那些应届考入的学生比起来难多了。可是，只有漂流过荒凉时光之河的人，才对寸阴特别珍惜；只有敲过众多的、关闭着的机会之门的人，才把机会看得很重；只有经历过长久的文化饥渴的人，才会饕餮文化的哪怕一盘一碗。因此，我的学习是不错的，作文上过校刊，国画作品在校园办过个展……

我知道初中毕业后，有人把我前面的路抹掉了，抹成了一片混沌，而我即使师范毕业了，也还充其量是个高中学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

参加工作后，我真的又上了三年大专和三年本科。

两个三年是漫长的，如果再把考取大专和考取本科的那两年都加在内，就是八年了。

那八年里，我几乎没有了假期。记得1989年我写过一首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谁能呆在没有窗的屋里

静听溪水流过山谷

椿树林里传来潮湿的鸟语

谁能住在没有门的屋里

让青春漂渡在灰色的河上

蜘蛛在三叶草坪纺织忧郁

礼拜天的窗子

你给我们漏出几粒星星吧

寒暑假的门

你给我们打开一条缝隙吧

让我们在感觉清澈的年龄

呼吸清新的山风

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

这首小诗，是写学生的，当然也是写我自己的。

直到本科毕业了，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人一辈子的某些时段，是需要憋一口气的。憋住了，一些看似不可逾越的沟沟坎坎就构不成障碍，否则，就会在那些障碍前中止了脚步，崩溃掉，麻木掉，甚至葬身于大大小小的困境。

“早年，我想上学，却让人剥夺了机会，后来有机会上学了，我就要把学上到头。”许多年里，我内心一直在这样独白。所以，在好好教书之余，我一直在自学，就是想把学上到头。

一边翻越学历的一面面陡坡，我一边在想：“有了学历，不见得就有了价值，有了价值，人才有尊严。追求学历的时候，只是强迫自己有一个漫长的、成体系的认知过程，阅读那些该阅读的书，吸收那些该吸收的思想，扩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视野和胸怀，思考人生那些该思考的问题，让自己的内功练得扎实些，也给自己平添些底气。于是，学历证书拿到手后，掂一掂，轻漂漂的，才更明白，人活着就是次第地跨栏，跨过一道道学历，得跨实实在在的人生价值了。”

我在默默地运气，不想辜负学历，不要终止了脚步，而要追求人生的真价值和真意义。

我是教师，价值是该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

学生的成长是一个漫长、微妙、琐碎累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辨寻途径和方法的过程。学生的知识、体验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就可能更上一层楼，攀上居高临下看事物的境界；他们探寻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产生顿悟，就可能豁然开朗，就可能有了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所以，我想，自己的劳作应不躲奸耍滑，付出诚实的劳动，是真心实意在做每一项工作；自己的所传授的学问和方法应是真切的，没有谬误的，不会把学生引入歧途或者贻误了他们的美好时光；自己的辛苦应是有效的，不要做无用功，不要让自己和学生枉然地身心俱疲。

于是，我起早贪黑、夜以继日，精心地做好教书育人的每个环节，不让其留下任何疏漏，不让其留下过多的遗憾；我不知疲倦地在书海遨游，一本本地读书，一尺尺地读书，众多书籍让我的眼界大开，让我见识了深邃的智慧、灿烂的才情、纯净的情愫、天真的心底，激活了我的想象力和幻想力，让我没有沦入麻木和贫乏。我力求让自己的所有劳动都落到实处，让我的每一点心思都渗入学生才智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曾国藩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收获与否，耕耘者是不能完全掌控的。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的田野上，我在一点点地实现活着的价值，也在实现着生命的终极意义。

几十年里，我先后得过许多荣誉，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这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是我上万个日夜的辛苦一点一点赢取的，是我追求的人生价值的外在体现。

其实，荣誉只是别人和社会对你的认同，而人生，更多地需要自我认同。

许多人在说，人生的终极目的是寻求快乐，这话说得并不好，因为它没有深入到本质。

人生下来是不懂事的，稀里胡涂地活过童年，就渐渐懂事了。懂事以后，无论你认为活着好也罢歹也罢，都已是一个不可退回的事实。所以，自懂事以后，活着的目的就是快乐地度过这一生，就是寻找大大小小的慰藉和安妥。我读《三国演义》读到周瑜佯醉高歌“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时，潸然泪下，心里明白人一生得不断寻找安慰，才能保持住生命的某种状态。

如果一个人得到的只是浮利虚名，只是穿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断晋升级别，这些都不能作为他虚无人生的支点，生命和灵魂依然是悬空的，依然是散失在漫漶旋涡的岁月里。只有找到一些真实的安慰，他才会拥有一片栖息灵魂的树林或岛屿。

这些年，我时而栖息在绘画里，时尔栖息在文学里，或者栖息在别的什么能真切地给我安慰的劳作中。

记得前些年的某一段时间，有人老找我下棋，往往在凌晨才回家。有几次，我站在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门的一瞬，看见从楼道窗子里斜射过来的月光把钥匙照得亮晶晶的，我的心里猛然羞愧极了：我是多么空虚无聊的人，我是多么没有理智的人，我多么像游魂野鬼，又多么像失去了一切的乞丐啊！我甚至没有勇气把钥匙插入锁孔，更没有勇气拧转钥匙。

人生本来最容易滑入虚无，稍不留神，就会一直处在永远散不开的雾中。

有一个阶段，我心里老是想：如果你选择了善良，就不要抱怨命运。

我在农村生活的那段经历中，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生活的苦处，更多的不在身体的辛苦上，而在社会其他阶层对他们的歧视上。所以，我在教书育人的整个过程中，从不对住家偏远、经济贫困的学生有任何冷淡，相反对他们尽可能地送去关怀和温暖。

前些年，我的班上有一名学生叫金小静，学习一直居于年级第一。她老家在浙江温州，父亲在我们小城边上开了一家弹花店，生意很是寥落，使得家里一贫如洗。我就千方百计地帮她走出困境，为她的学习创造条件。她考上大学后，我又四处奔走，为她拉到不少赞助，使其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和几年研究生学业，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办公室评阅高三学生的试卷，看到有的学生成绩很高，有的成绩却很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想：一般来说，那些成绩高的，将来一定是些富人，而那些成绩低的，将来一定是些穷人。那夜，我愣了很久的神，最后就自己嘱咐自己说，一定要特别关心那些学习差的，让他们摆脱可能不好的命运。

2002年6月9日，我们佛坪发生了特大水灾，我在不遗余力地参与抗灾的同时，做了许多文化救灾的工作。西安《美文》编辑部和我联系来佛坪慰问，并让我组织了专题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一时我家的电话成了热线，天南海北的电话不断，有时一天要接上百个。我到邮局去取款，又到各班上去送款，忙得不亦乐乎。抗灾结束时，我和几位教师向县委书记写信，提了四个建议——设立“6.9”绿色环境日、建立抗灾纪念馆、修建抗灾纪念碑、编印一个大型纪念画册。最后，除了第二点外，基本都被采纳变成了现实。在编印大型画册时，我是总撰稿，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在佛坪，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指示重建的沙坝小学、佛坪自来水厂,我都义务地为之写了重建纪念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