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坪堰，我们的茅坪堰

                                         ——读叶平《引酉魂》

    前不久，洋县文友叶平寄给我他又出的一本书——《引酉魂》，并寄来了他歌吟引酉工程的长诗。我在多半个晚上的时间里一页一页地读完了。那是秋天的晚上，窗外有些黑，山影模糊，高低错叠，可我还是打开窗户，吹了很久的山风。山边的一群橡树哗哗啦啦地乱响，细碎的言辞似乎在替我诉说着遥远的记忆—— 

    文革后期，经历了较长时段停滞的洋县社会开始了缓慢的复苏，犹如大病渐愈，生产和经济又重新启程，这是社会前行的必然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当时的洋县有三个影响久远的大型工程——汉江大桥、氮肥厂、茅坪堰。这茅坪堰就是后来的“引酉工程”。这三大工程让洋县人看到了希望，虽然当时社会一片凋敝、民生疾苦难当、工程上马十分艰难，可是，只要是顺民心、合民意、真正为民造福的事业，百姓是没有怨言的，也是愿意勒紧裤带去参与的。这就是百姓，这就是人民，这就是劳苦大众、这就社会发展的原动心。

    在这之前我刚上初中，就是村后边有一座魁星楼、戏楼和两棵古柏树的贯溪中学。到了冬季，荒漠、黯淡的村外土地上，笼着寒烟，总看见成福爷、成中爷、珍娃婆和翠云姨们在那里晾萝卜条、晾苕片，晾了拾走，再晾再拾；村子里的许多人家在杀猪，那时村子里的人们吃不饱，恶水就过于清淡、稀薄，该猪吃的菜叶什么的都让人吃了，猪一般长不了多大就被杀了，两扇肉合起来不过五六十斤，猪头顶多也只有五六斤。那时，村上种的西葫芦多，也切成薄片晒成西葫芦干，用麻袋装了运走。先是供应到佛坪修0702工程磨石沟段和东河台段的民工食用，后来就开始供应修张家嘴水库和茅坪堰工程的民工之需了。当时，我们贯溪一带的人们常在晚上跑五六里路去长青局看露天电影，放映的大多是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的片子。我那时小，就觉得村里的人是生活在后方，而我的爷辈、父辈们中的丁壮劳力则是去了前线，心里对他们很是佩服和羡慕。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去张家嘴修水库，一个不到八十斤重的孩子整日驾着装满泥巴的架子车在盘曲的山道上上下下地狂奔。每天得吃四顿饭，全是米饭和豆腐豆芽汤菜。每天一个人的伙食标准是3斤7两，这是一个不低的标准，可是当时体力消耗真的太大了，并不觉得3斤7两米饭过于难以消化。只是那豆腐豆芽汤彻底败坏了我整个一生对豆腐豆芽的兴趣，几十年后，我一看到或提到豆腐豆芽就反胃，就像晕车一样恶心难受。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就在那个秋天，我和哥哥虽然考试的成绩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可我们都被区上政审时给刷掉了。一家人的心情从亢奋的高处跌落到了悲凉绝望的低谷。那个十月的风特别凉，凉得人直打哆嗦，冷得人都不想再活下去了。也就在那时，队上派我去茅坪堰上去劳动。几年农村生活冷却掉的希望之火刚刚被高考点燃，又彻底地被无边的悲凉给湮灭了。我带着一口空空的棕箱和被褥，和一个张福林的叔叔坐班车去北山里的茅坪堰工程上。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车是要开到高原寺以上一个忘了名字的村庄边的。由于没出过远门，上车时慌张，没有系牢网货物的绳子，一路都在从车后窗里往路上看，担心山路颠簸会不会把被褥和棕箱给颠下去。到了九号洞所在地，张福林叔叔叫车子停在路边。还好，东西没有丢，我们就背着往住的房子里走。房子里睡着几个人，病殃殃的，一点也不热情。我们铺好床，就去门外转转。西边的山坡上是一溜串大大小小的新坟，都插着花圈，张福林叔叔给我说，那里埋着在工地上出了事的人，这里条件差，保不准谁会受伤、谁会丢命；他指了指住的工棚背后码着的几口棺材说，怕来不及做，那些都是事先让木匠做好的，漆了，用起方便。我本来就凄凉的内心就更凄凉了，差点哭出声来。张福林叔叔对我说：“到了洞子里要在后脑勺都长着眼睛，要不，说不上不明不白命就没了。”我立在那里发愣，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能不能留一条命回家，就全看我的造化了。

    就那样开始了在茅坪堰工地的劳动。每天三班倒，有时是中午上班，有时是下午，有时是晚上。那时，我的时间感觉给搅浑了，分不清白天黑夜是什么概念，更别说什么早晨、下午了。劳动、吃饭、睡觉；再劳动、再吃饭、再睡觉……每次往山洞深处走，高一脚低一脚的，洞里隔几十米才有一盏昏黄的电灯，四壁有水滴滴嗒嗒的往下淌，脚下不时也有一滩一滩的水。磕磕绊绊，好像是入地狱，是在走不归路。开始，我每次都是哭着进去的，因为那时我还不到17岁，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到了作业面，头顶和四壁都悬着狼牙虎齿的石头，临界面上的风镐飞快地转动着，噪声震天，人站在身边，说话是听不到的。戴着黑得不能再黑的口罩，算是那时的一点点劳保。等到下班出了洞口，相互一看，哪里是活人，脸上头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石粉，只看到两只眼睛在无神地眨动。

    算我命大，有几次，我因为疲劳、噪音、缺氧，在洞子里晕死过去，同伴很无奈，就把我抱起来放在矿车的矿渣上推出洞口，然后抱下来放在湿地上。他们不能帮我，那时谁也帮不了谁；当然也因为我离开了作业面后，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量，他们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他们就推走了矿车，回到了洞子的深处。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清凉的风一吹，扯了湿地的潮气，就慢慢醒了。可我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是为什么躺着。想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是在上班。掐扎过几次，都爬不起来，只好侧身躺着，看见空旷的夜天里挂着一弯月牙，惨白地泛着阴凉的光芒。再躺一会儿，我就能爬起来了，想到同伴还在洞子里辛苦，就有些内疚。于是，不管身体有多绵软，就往洞子里走。洞子有九百多米深，要走好一会儿，心里酸酸的，没有办法，只好和命运赌博。

    也许我天生就不是在那种场合劳动的料。有两次，我一个人往洞外推矿渣，忘了扳矿车的轨道，就把车卡在轨道上了。带班组长赶过来，骂得不是人话，我只好低头承着，内心的屈辱感在翻腾，可又不能还嘴。在那种境遇下，人的尊严感等于零，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劳动工具而矣。

    那种屈辱，形成了我后来巨大的承受力。

    我在茅坪堰的隧道里劳动了两个多月，就离开了。因为父亲在佛坪给我找了个差使——到一个叫大楠沟的小队里当会计。我带着自己的被褥和棕箱坐班车走了，庆幸那里的山坡上没有掩埋了我青春时代的身体。

    后来，我又开始了上学和在异乡谋生，就对茅坪堰工程的进展不甚了了了。

    直到多年后，才听说茅坪堰改名叫“引酉工程”，引出大山深处的酉水河水灌溉了洋县东部和西部的千里沃野。开始造福后世，垂恩千古，德泽永远。

    叶平在书中提到了都江堰、红旗渠、五门堰、郑国渠……真是的，引酉工程我是亲历者之一，它建造时的艰苦卓绝、困顿悲壮、沥血掉肉、耗蚀青春，一点也不比修建那些工程差多少。

    多少人在建造它的过程中累垮了身体，不知道！

    多少人在建造它的过程中留下了残疾，不知道！

    多少人在建造它的过程中结束了青春，不知道！

    多少人在建造它的过程中一点点圆了自己的梦，不知道！

    叶平比我小几岁，他的经历和我一样复杂而曲折。和我不同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在异乡谋生，而它坚守在家园土地上，知道故乡更多的人和事、起伏和变迁、血泪和歌吟，最重要的是他一年年地感受到了“茅坪堰”怎样给这片土地上的人造惠施恩，是怎样把稻浪几千亩、几万亩地铺展在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的。

    叶平不是空唱赞歌，不是粉饰时代，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而堆砌谀词，不是为某官某职树碑立传，不是借助这一浩大而流泽久远的创举而用文写讨一杯羹、乞一分利，不是玩弄文字哗众取宠，不是装模作样制造什么馆阁之体，也不是硬着头皮去书写出一些正确的废话。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诉说是情动于衷，理明于心、感同身受的良心之语、大地之音、沧桑之文！

    我和叶平交往有年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周日，我回到老家，去剧团找他。他在屋里揉搓床单，我随口问他，一个操练文字且已出道的人做女人活碌是不是难为情？话刚出口，我就觉得此话太二百五了。不料他却说：“老婆在塑料厂上班，苦得很，她体弱，手又小，洗起来不方便。”几句话听得我脸上发烧。

    叶平和搞书法的朋友张志学来佛坪找过我，在我家里吃的是家常饭。我几次回洋县去找他玩，同样是在他家里吃饭，不是熬肉就是揪面片，只有一次他硬要拉我进馆子，就到楼下吃罐罐鸡，喝了几杯酒，就糊里糊涂不分彼此地说了一些记不起来的话。反正，我们是真心之交，谁也从来不见外谁。

    叶平出了几本书了，都赠我了。我的小书《佛坪等你来》也送他了，他送我的书和我送他的书，其价值意义并不对等，我只在心这样想，不敢说出来，怕他怪我生分。

    我喜欢《引酉魂》，因为叶平用他的情思、心血著述的这本书里，也涵养着我青年时代的一缕魂、一段梦、一丝酸楚、一片泪水，并且深埋着我的一些怎么也扯不断的一些沧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