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魏源故居

    去魏源故居还是在2007年夏天。一个对历史素有研究的朋友N到了长沙。游玩几天后，问我隆回离长沙有多远。见我奇怪，N告诉我，他想去魏源故居看看。翌日，我们赶在还算凉爽的清晨出发，匆匆前往隆回的魏源故居。

    魏源故居所在地名曰沙洲，实则是一个台状的宅地。地点很是清幽，我们面对的是一幢砖墙黑瓦建筑。两旁绿荫如盖，檐下写着四个镏金大字，“魏源故居”。但感到意外的是，门前凌乱地堆着一些建筑材料和垃圾，无人进出。在那一刻，我除了诧异之外，还有一丝很莫名的惆怅，一个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故居，竟然形单影只地矗立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我看看左右，除了我和N，再无一人来此。

    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应如此寂寞的。

    特别是，一个改写近代史的人物，更不应如此寂寞。

    我和N互相望望，在那一刻，我相信我们都在彼此眼中，同时读到欲说还休的滋味。魏源的形象也很自然地在我们心头泛起。

    魏源的确不应如此寂寞！因为随便翻开哪本耻辱与落后相叠的中国近代史，魏源都是无法绕过的主张科技救国的第一人。从秦到清，中国的封建社会过于漫长。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一长了，一久了，问题就出来了。一个制度经过几千年之后，问题也自然来了。当英国人以鸦片和坚船利炮轰开清帝国大门，这个病入膏肓的帝国体制便立刻暴露出它的虚弱本质，不计其数的赔款和割地，宣告了东方这个古老帝国的急剧衰落。首先被惊醒的是士大夫阶层，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是要尽快找到抵御外侮的办法。中国向何处去及“强国梦”的方案便在这个阶层最优秀的头脑里产生出来。

    无疑，当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之时，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中最有眼光的一个。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把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对付侵略的方法。在接受林则徐嘱托之后，魏源开始编撰长达百卷的《海国图志》。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序言中，魏源震聋发聩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他看来，“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不能不说，魏源的思想远远领先他所身处的时代。《海国图志》的问世，不仅让久患自闭症的国人睁开眼睛，其“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政治主张也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和戊戌变法派。针对当时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视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魏源针锋相对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大力倡议“立译馆翻夷书”，极富建设性地提出“……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在魏源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即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

    与当时普遍抱悲观的同僚不同的是，魏源始终有股民族自豪感。在他眼里，“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的“人才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国人有能力掌握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仍有滚烫的温度。

    但可惜的是，魏源所发出的要求变革先声，却得不到当时清政府的关注。好像那个政府选定了一条下坡路之后，就坚决地不再回头。而毗邻的日本却很快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汲取借鉴，开创出明治维新的巨变。日本的盐谷世弘不禁为有眼无珠的道光、咸丰帝感到悲哀：“……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从这句话里，我们大约也可知道魏源生前的寂寞——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怀抱希望的人往往就是最寂寞的人。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生前寂寞的巨人，其故居在时间流逝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寂寞得几乎被人遗忘，我不能不感到诧异。我和N站在门前打量良久，这幢古朴的建筑在夏天的朝阳里并没有散发出什么逼人光彩，青色的砖墙好像在默默围住一个人的思想与品格。在今天，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重这种精神与品格的力量呢？大门前面，只有一个还在打瞌睡的中年男人守着入口。他眼睛微闭，身前支起的一块木板上摆着和魏源有关的书籍。他感觉到我们走近，眼睛睁开了，报出门票价格。我们买票入内，里面没什么陈设，尤其那间魏源思考中国命运的读书楼内，除了几张空荡荡的桌椅，更没有一个游人在内。

    太阳照在这里，温度一下子升高了，但我们却感到一股彻骨的寂寞之冷。

    在国人眼里，历史总是过得很快。面对历史，我们采取的也似乎总是遗忘。好像遗忘才是今天现代人最需要的东西。不论我们的前人承受了多少苦难，不论我们的前人曾有过什么样的热望与企盼，也不论那些热望与企盼是否变成现实，似乎都与我们的今天无关。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的魏源，除了寥寥无几的专业研究者外，恐怕早已离开国人的记忆。相对于西方国家对思想家的尊重与记忆，不断叫嚷要“走向世界”的我们，在文化的记忆和信念的承传上，究竟和这世界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因为我们连属于自己的记忆也在遗忘。而这种被遗忘的却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种精神气质和一种文化品格。余秋雨曾在他的散文《千年庭院》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怕的状况，但它却又真实地布满在我们这块大地的每个历史交叉路口上。

    在魏源时代，那时候的士大夫阶层思考着“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无独有偶，今天的美国《新闻周刊》主编詹姆斯·凯利在接受中国学者的采访中，也直言表示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五至十年内的中国将走向何处？”问题没变，思考的角色却变了。其中的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阶层去好好思考，我们是否可以从先人的寂寞和今天的遗忘里寻找出最好的答案？

    距离那次魏源故居参观过去几年了。我没再去隆回，我记得的仍是那里面的荒凉和冷寂。我更记得的是，那天从里面出来之时，大约是天气太热，我和N的背脊上都渗出一层汗珠，衣服和肌肤粘在一起，令人感到十分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