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遥无期和瓜熟蒂落

    （在今年《文学界》第三期的专辑版中，我编辑了田爱民、刘春和闫文盛的三个专辑。六年来，我编辑的专辑数量没去统计，但为一个专辑专门写一篇“编后记”，倒还是第一次。这篇短文是编辑完田爱民专辑后忍不住写下的，贴到此处，聊充一博）

    编辑田爱民的专辑在我脑中盘旋了至少已有三年。三年下来却始终没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总觉得不是时机，或者说，编辑他的时候未到。但是，到2010年岁末时，我终于发现，编辑田爱民的时机永远不会来到，也可以说，这个时机其实早已到来。

    这么说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田爱民从头至尾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你不能指望他改变，更不能指望他“步入成熟”。

    因为从一开始，田爱民就是成熟的。

    他的成熟不是以作品的数量为证，在这个讲究数量的时代，田爱民是落伍的，但恰恰是这种落伍，使我看到他对他身处的这个时代所表达的反抗方式。不错，在田爱民身上，始终有着反抗的一面，即使他的年龄已近不惑，但你依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摆不脱的“愤青”影子。

    田爱民对什么感到愤怒我没问过。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愤怒。我总觉得，在田爱民内心，他的愤怒对象不是别的，就是文学。我知道这句话并不新鲜，因为很多人对文学愤怒，但很多人的愤怒是因为自负却得不到承认，还有很多人的愤怒是因为自卑想要拿文字打扮。田爱民两者都不是，他对文学的愤怒就在于他不得不爱文学，不得不把文学当爱情，他不得不为了文学而牺牲掉一点他很珍视的自由和时间。

    因此，田爱民始终是一个活在悖论里的男人。

    因为热爱而活在悖论里是痛苦的。为了减轻痛苦，他曾说过，他会远离文学若干年。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远离了文学，至少在形式上。不过，田爱民的作品一直不多倒是事实。爱尔兰诗人希尼曾说“少即是多”，但把这句话用在田爱民身上，也不是很贴切。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和他真正的交谈也只有一次。很多时候我会忘记他，但却又会突然地想到他。这大约就是他独特的力量了。做文学的人确实需要力量，有时候，个人的经历和海量的文字堆积反而不能证明什么，重要的是一股别人看不到的力量。就像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卡夫卡一样。这个奥利地人的传记我读过三本，没哪本激动人心，因为他的经历实在普通，几乎没什么可写。但同样是这个人，他的日记却让我感到喘不过气地紧张。当我对比卡夫卡的传记和日记，我体会到的就是一个人内心究竟埋着什么，而不能简单地去看一个人外在地拥有什么。在这里，我没有把田爱民比作卡夫卡的意思，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作另外一个人，我只是想阐明我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在田爱民的内心，始终有一股紧张的力量，这股紧张随时可以把他绷断。

    我不知道我这想法究竟从何而来。因为我并不了解他，却又像无法再更多地了解他一样熟悉。我认识他是一个偶然，每次见到他也是偶然，我和他从没一次相约的见面。编辑他这个专辑时，我辗转很多人才找到他。他的手机早已停了。在一个手机时代，他为什么把手机停了？我压根就没想着要去问他。

    一个要么你一次就能认识、要么终生不会认识的人，的确无须去问他什么。

    就像文学于他，他感到遥遥无期，而我，还有很多人，却早以为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