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考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
时值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