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像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

   它拥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出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精神跋涉的艰辛和马列主义灵智的光芒，也描写了一位带着“罪犯”镣铐的青年诗人从踽踽独行到在人民中寻求“超越自己”的根基……总之，它以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带领我们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识的形象世界里。这个二十多年前的“世界”是畸形的、偏僻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人们不难从中寻求到某些典型的东西和时代生活的来踪去迹，不难进入一种苦难而又高尚的精神境界。

    难道不是吗？主人公章永璘假如不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右派”，他也就不会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到自己在当时存在的艰难；假如没有非人的待遇和可怕的饥饿，他也就不会一度意识到生存的虚茫和“悬空”；假如他不是被抛弃在严酷惨厉的境遇，也就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不幸的巨大和特定时期生活悖谬的程度何等惊人……

    然而，今天的读者仍然有各种理由对这部小说提出分歧的看法。这种种看法无疑只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有人为之赞叹、倾倒；有人对之反感、嫌弃；感情脆弱的读者，陪着男女主人公一起流泪；冷静而克制的读者，则长于理性判断，指出漏洞；有人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人则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人为的，是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不足为训；有人认为章永璘的苦难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有人则认为作者表现了对苦难的病态崇拜；有人认为作者概括了一类知识分子的追求；有人则认为作者贬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人认为是劳动人民拯救了章永璘；有人则认为作者盲目赞扬了体力劳动者的蒙昧；有人认为作者对极左路线极尽批判；有人则认为作者至今站在“左”的立足点上……如此分歧的看法，只能证明：《绿化树》是一部内容较为复杂的作品，它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广阔性、多义性和丰厚性，同时证明，它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探索它底蕴的感情的作品。仅此一点，也足可使它的作者感到欣慰了。

   问题在于，张贤亮不是社会学家，而是诗人（广义的）。《绿化树》并不是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特征，而只是以诗的方式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物的生存和抉择、命运和情感。何必要苛求一个小说家没有以全面的严谨的逻辑方式总结那个时期的生活，分析那个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根源呢？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把政策和思想的一般原则，当成了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尺。

    我想，还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少纠结在诸如“思想改造”（指曾经流行的专用名词）“知识分子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与工农兵相结合”“商品流通”之类的政治经济术语上，不要从定义，而是从张贤亮所创造的形象世界里，去领受他究竟通过艺术形象要感染我们一些什么，也尽量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角度，看一看他的成功和失误吧！

悲怆而深沉的艺术批判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章永璘，现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说就从这里掀开了它的序幕。然而，劳动释放后的“右派”章永璘，真的自由了吗？是的，他现在可以在荒原上自由地跑来跑去，他可以为怀揣两个稗子面馍馍沾沾自喜，他还偶然地被指定为“班长”，但是，饥饿和罪犯，物质和精神，像双重枷锁，仍然沉重地压在他的肩头。“自由”在这里显得多余，他只有选择墙根面壁的自由罢了。阶级斗争的喊声由于饥饿引起的虚脱，已经变得喑哑而微弱，而“一切为了活”的“狼孩”式的欲望却加倍强烈地在章永璘身上突现出来。他曾是一位青年诗人，熟读古今诗篇，不乏幻想和联想的能力，可惜，在严酷饥饿和“右派”身份面前，这一切全化成了精神的碎片。一种人生的空漠感，或者如他所说的“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的感觉，占据着他的头脑。“万物之灵”的人，一时降到了禽兽的水平，哀呼着“祖宗有灵”，盼望着获得一小点充饥的食物。

    这难道不是令人痛绝的现象吗？读者盛赞作者写饥饿感达到心理氛围的高度真实，使人恍如身历其境。可是，透过这种饥饿的描写，作者自有其深沉的寄托。人之区别于非人，就因为人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应该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着的主体。可是，处在“改造”中的章永璘，这位“现实的个人”，早被剥夺了创造历史、改造环境、施展才能的权利；他的“改造”是赎“原罪”式的，他的劳动是无价值的。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章永璘的单纯的求生欲望则使他与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人”暂时分道扬镳了。现在，他的可怜的知识和聪明，只能用来利用视觉误差多捞取100CC面糊，狡黠地用三斤土豆换五斤胡萝卜。他被抛出了正常的社会联系，丧失了人的本质特征——劳动的权利，他的灵魂怎能不严重扭曲、变形，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向着自己的对立物靠拢呢？

    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在贬低知识分子，是忘记了知识分子理应是工人阶级的成员。理由是，权衡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既然章永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他就应该“以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身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昂首挺胸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而小说中的章永璘却“安于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受压抑的困境”，这岂不是一种自我“贬低”吗？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苛求。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如果不是过分热衷于逻辑推理，也是对六十年代整个社会气氛、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定向缺乏感性的认识。并不是章永璘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社会不让他“服务”，并不是张贤亮在贬低知识分子，而是那个时期的“左”倾政治在贬低知识分子。章永璘暂时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所允许的情势下，在他的认识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水准上，来认识他自己的境遇和地位。因为，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的，也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认识自我。

    当然，有的同志批评章永璘以过度卑贱、忍从和忏悔的心理认识自我，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细读小说将会发现，章永璘最初的思想里，缺乏明晰的通贯全局的主线，因而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以杂糅形态浮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造就的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不是用一个“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定性就可以消除净尽的。不管是谁，要消化吸收全人类的智慧，都必须经历漫长的思想历程。而他耽于幻想，内心生活丰富多变，像飘忽的云，还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人生哲学观念。小说只是多次写到了他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对“我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大惑不解，只能归之于家庭出身，对“批判”和“改造”消极地抵制而已。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比较切合“这一个”章永璘的心理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成为章永璘了，而可能是某一个杰出人物——具有较为清醒的预见和超前的叛逆意识的“右派”也是有的。试想，如果作者离开章永璘的个性，他的骨子里的贵族意识残余和对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的玄想，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自私自卑心理，而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不断掺入今天的认识和觉悟——对知识分子正确评价的抽象原则，那就不但违背了性格的真实，还可能因“拔高”人物而使人物变成某种思想的“号筒”。

   是的，对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来说，即使处理历史题材，也应该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度上进行重新评价。但是，我们切忌拿今天的思想方式改铸昨天的人；我们又要切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章永璘啊，在你的心未被真理的光芒照亮之前，在你的躯壳未被旷野的风吹醒之前，你混沌，你迷惘，你不管熟读了多少诗篇，却不能理解自己和祖国的命运，你尽管有勇气偷糨糊吃，却没有足够的胆识发现生活的悖谬。历史还没有到让你真正发现自己的程度。可是，你的存在方式，你的扭曲的灵魂，你的年轻的却报国无门的心灵，还有你所在的荒村生产力的极端低下，这一切，难道不是对“左”倾错误最深刻、最痛切的艺术批判吗？

哲理化的严峻的人生主题

    如果认为《绿化树》的题旨仅仅是对“左”倾错误的深刻的艺术批判，那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部作品丰富的、有机的主题思想的一根重要支脉罢了。在我看来，《绿化树》的主题是由三条不可分割、筋肉相连的思想脉络构成的。这三条脉络是：对“左”倾错误的贯彻始终的批判锋芒，对“超越自己”的崇高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求索，对蕴藏于劳动人民中的原始美和淳朴人性的热烈礼赞。正是这三股思想的合流，交融渗透，相补相生，形成了《绿化树》强劲蓬勃的思想冲击力。

    我不同意《绿化树》是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一提法。“思想改造”这一专门术语，是经过长期“左”的思想的曲解后所遗留的产物，也是一个曾经伤害和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的用语。这个用语，有它特定的历史演变的含义，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直到它今天的消亡的全过程中，它意味着唯血统、唯成分论，劳动惩罚、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检讨、没完没了的赎罪，甚至“文革”期间被打上了宗教式的苦行主义的印记。对于这种“思想改造”，从它的内容到形式，就应该像对待两个错误估计一样抛弃之，淘汰之。

    可是，有的同志为什么总要把《绿化树》和这种所谓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呢？从章永璘的客观处境来说，当时的政治生活所强迫他进行的，正是上述这种“思想改造”；而从张贤亮对章永璘的思想历程和心灵变化的具体描写来看，倒是恰恰否定了这种“改造”，而肯定了另一种真正的主观世界的净化和改造、人生境界的提高和人生信念的建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界限，必须划清。倘若张贤亮还是依着多年的陈规老例，大写所谓虚假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之类的呓语的话，那我也会同意某些同志的意见：《绿化树》在继续宣扬“左”倾思想，作者的双脚还深陷在极左路线的泥淖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