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到了，忽然回想起曾经教过我的那些班主任老师，想起他们那些有趣的片段,心里不由一阵阵的温暖。
    第一位是“抗大”、“五七”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温老师，时间是1970年3月到1972年3月。 那时，我们的教室很简陋，就是一间连天花板都没有的大房子。一年级上“抗大”小学，要自带小板凳，二年级上“五七”小学，桌课和凳子都是用长木板钉的，一条长凳可以坐好十几个学生。温老师大概和我母亲一样，也是除随丈夫进城安家后，走“五七”道路，在街道办的“五七”小学当上了教师。当时，她的年龄大概在40多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梳着典型的“五号头”（齐耳的短发），眼睛很大，说话带着好象是庄河的口音。汉语拼音b、p、m、f、d、t、n、l，在她的嘴里就变成了波、笸、抹、佛、得（上声）、特、讷、勒（上声）。现在回想起来好笑，但那时我们可是当作标准音来学的。温老师不仅教语文、算术还教我们画画和唱歌，虽然她和其他“五七”老师一样并没有多少文化，但教我们识识字、算算术还是绰绰有余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学算术（当时小学叫算术，中学才改叫数学），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积攒了若干汽水瓶盖中的橡皮垫儿，用一根铁丝串起来，免得算术时手指不够用脱鞋掰脚丫子。这种计算工具与原始的结绳记事，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形式上都极相似，也的确有很好的效果。温老师讲课的情景我几乎都忘记了，但她教我们唱《血泪仇》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这首歌，唱的是农村社员开诉苦大会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情景，曲调很悲。那天，温老师也真动了感情，脸涨成了黑紫色，眼球几乎凸出了眼眶，脖子上青筋像蚯蚓一样蠕动着。当唱到“止不住的心酸泪呀挂前胸”时，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们也禁不住跟着哭了。也许正是她声情并貌的演唱，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阶级仇、民族恨的种子，并使我们牢记了旧社会的苦、体味了新社会的甜。
    第二位是正规小学的李淑芳老师。时间是1973年3月到1976年8月。大约是1973年，全国教学时间作了修改，由每年的3月份为一学期的开始改为9月份，导致我们多上了半个学期的学。李老师比较胖，大脸盘、小眼睛，嗓门洪亮，性格很暴，尤以敢于痛打称王立棍儿的男生而出名。三年级时，有一名张姓的男生淘气，被她按在墙上用洗脸盆照身上一通胖揍。要知道，这名男生的妈妈在校托儿所当阿姨，李老师的小女儿就在托儿所呀，但她可不管这些。四年级时，有位外号“大坏”的同学欺负我，在李教师的穷追不舍之下跑进了男厕所，李教师毫不客气地追进了男厕所，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提了出来。因为她敢于对“立棍儿”的学生大打出手，没有敢惹她的。像赵丽仙老师被贴了“赵丽仙，不简单，能在茅楼厕所蹲三天”之类侮辱人格的大字报，武老师被学生用火药枪射伤腿的悲剧，是绝不会发生在李老师身上的。李老师的暴烈，还表现在对自己孩子的严厉上。三年级时，她的儿子和我在一个班。一次背课文，儿子背得结结巴巴，被她一连扇了几个大耳光，眼泪哗哗流却不敢哭出声。那时候，学生都在“反潮流”，不那么好管。五年5班，就是用火药枪打伤武老师的那个班，学生们把桌椅都烧了，教室的墙壁给掏了个大窟窿，上不了课了，只好像游击队似的，利用别的班在学校黑板擦厂劳动的一周时间，一周换一个地方上课。而我们的纪律始终是最好的，作课间操列队，我们班总是最整齐的。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李老师。四年级寒假，学校要求每名学生积14筐的肥，我是少数几个没有完成任务的学生之一。李老师让我们站在黑板前承认错误并要保证补送，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我竟然抗拒。李教师当时非常生气：“好啊，你也要学黄帅反潮流吗？”我也不知怎么较起了劲儿：“我就是要学黄帅，就是要反潮流！”结果，被李老师停了课。事后许多天才许我复课，但李老师并没有再要求我补送粪肥，也没有追加别的惩罚。
   第三位是六年级（初一）教语文的王连生老师。他是北京人，家在大连，长得很标准，戴一副近视镜，说话一嘴的京腔，也是个敢打骂学生的家伙，他骂人总是那句“你个乌龟小王八”。那些“棍儿”们都怕他。他有个习惯，常常在吃饭后用舌头舔牙，嘴唇却尽量闭着，让我感觉他一定吃得很好。也许是对境遇不满的缘故吧，他很会挖苦和捉弄学生。一次，他教我们唱一首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歌，其中有一句“祖国大地风雷吼”，由于几个爱跑调的干扰，大家唱了多少遍就是唱不准。他一气之下关了我们集体的禁闭：“你们在这给我练，什么时候练会了什么时候放学！”直到他老人家吃饱了饭，月儿弯弯照九州，才放我们回家。又一次，几名男同学玩“骑驴”过了头，上课铃响起还照玩不误。王老师一反常态没有动拳脚，而是让这几名男生在黑板前给大家表演一遍。所谓“骑驴”，就是骑人。几个人通过“石头、剪子、布”分出胜负。负者当驴，后面的人要依次把脑袋插在前面的裤裆里排成一排。胜者可以像体操的跳马一样，助跑后跳起骑在“驴”身上。那几名男生没办法，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认真地表演了一遍。不过，那位外号“大坏”的男生，在别人骑他时，突然躲闪，把那位已经腾空而起的男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王老师的皮鞋随即“贴”到了“大坏”的屁股上。王老师与妻子两地分居，自己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有几个女同学，因为帮老师做“家务”而互相吃醋。一名女同学给老师写了张纸条“我恨死你了！”王老师将此事公之于众并大惑不解：“恨死我了，我怎么啦我！”王老师不久后回了大连。其实他人很好，讲课认真，也很有水平。
    第四位是也是王老师，女的，也是教语文的。她带我们班时间不长，不到一个学期。她是我哥的同班同学，因为学习好，中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像个大姐，没有什么距离感。有一次开班会，班长走了嘴叫了一声妈，王教师顿时通红通红的，班长的脸也红了。她讲课不生动，中规中矩，声音很黏，习惯动作是时不时地吹额头上的刘海。她带班期间，给了我很多的自信。我是全年组14个班级中仅有的两名男文艺委员之一（另一班级的男文艺委员是个女性化的男生，唱歌像女生似的，还会姿势优美地打拍子指挥），这使我有了当“干部”的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文艺细胞，王老师让当文艺委员，可能是认为我是个搞宣传的料。不过，我这个文艺委员，只会领大家唱个歌而已，因而是名副其实的“起歌委员”。“起歌委员”最大的权力是我起什么歌大家就唱什么歌。当时，最喜欢王老师教我们的《红梅赞》和《喀秋莎》（这些歌当时刚刚开禁）。有一次班会，王老师问同学们的理想是什么，我狂妄地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或者是记者，全班同学哄笑，而王老师却给予我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她还带我们到她父亲的工厂劳动过，给一个大仓库的铁皮圆顶除锈、涂油漆。我因出勤最多受到老师的表扬。
    第五位是钟老师，女的，教数学的，是临时代理我们班的班主任，大概两个月。她身体不好，眼睛略有些外凸（好象甲亢的症状），略有些驼背，总是一副弱柳迎风的样子，但心地非常善良，很少批评学生。她要调走时，我们班不少女同学哭了，那天在她的办公室，我不知怎么也哭了，当然钟老师也哭了。
   第六位是贾老师，是我七年级（初二）的班主任。她个子不高，脸很白，头发有些黄，梳着两条长及小腿的辫子，说话声音有些沙哑。贾老师任班主任时，正是开始恢复高考、大兴尊师重教的时候。学校开始按学生学习成绩分甲乙丙班。我由于理科成绩不好，进了乙班，这使我很伤自尊，也影响了考大学的进取心。只是语文成绩特别突出，一直是做语文课代表（从6年到9年毕业我一直是语文课代表），这几乎是我保持自尊的一块遮羞布。不过，也有难堪的时候。一次上数学课，我偷偷地看语文书，年轻漂亮的兰老师把我叫起来。问：“现在是什么课？”答：“数学。”问：“你看的什么书？”答：“语文。”问：“知道自己违反了课堂纪律吗？”答：“知道，但我没有打扰别人。”兰老师杏眼圆睁：“不愿意上我的课，可以出去！”于是，我镇静地收拾了书包到操场去了。为此，贾老师逼我向兰老师作了检讨。一次上课文课，好象是学《最后一课》。贾老师提问：“谁能说说，外国人的姓名与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答：“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外国人名在前、姓在后。”贾老师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外国人主要是复姓。”我一时错愕，不知所云。后来，贾老师怀孕了，照例挺着个大肚子上课，我们看着很别扭，她似乎也不那么自在。后来放假了，她也生了孩子，就不再教我们了。
   第七位是韩桂芹老师，是我八年级到九年级的班主任，还是语文老师。她个子比较高，偏瘦，脸上淡淡的雀斑。韩老师很器重我，经她的推荐，我在刚刚恢复的学生会中担任了“鸡肋”职位--生活副部长（我本来是拟任宣传部长的，但不知为何没当选）。生活部主要管学生纪律，相当于校纪校风纠察队，可以在课间操期间戴上袖标，巡视纪律。那时候，站在操场边、走廊间看着一排排的学生从面前走过，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韩老师还让我第一批入了团。入了团的我，很讲朋友义气。在发展第二批团员上，我和班长都力争自己的朋友入团。为此，我不惜投了班长那位朋友的反对票，并私下串通了其他团支部成员。好在，团支书和副班长都站在了我的一边。韩老师应该是明白我的“阴谋”的，但还是无奈地支持了大多数。我的“阴谋”得逞了，但得罪了班长和班长的朋友。其实，我对那位同学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现在觉得当初很卑鄙，但我始终没有向他道过歉。毕业后，我们见面还是很客气的。前些年，听说他得了癌症死了，我一直很内疚。韩老师对我的另一个赵姓的同学也很好。他是后转来的，不怎么愿意和别人说话，因为常戴一顶黄军帽且胡子很重显得很牛，加之老师对他好，有几个男生合起伙来伺机欺负他。有时，就在课堂上向他扔纸团儿或石头块儿，偏偏那位同学不肯向他们低头。有一次，他们几个密谋在放学后打他一顿，被我知道了。我一方面向老师告了密，一方面在放学时陪着他走。等他们追来时，他跳墙跑掉了。第二天，韩老师把那几个男生痛批了一顿，并提出严重的警告。我因此与那位赵姓的同学成了朋友直到今日。在韩老师担任班主任期间，我的自负有些膨胀。比如，自告奋勇给班级写一幅名言警句什么的。其实，我们班一位姓高的同学写字画画比我强多了。人家可是跟正宗的美术老师学的。后来，高同学成了市里小有名气的画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去参观，韩老师也去了。看得出，老师很高兴，脸上洋溢自豪。而我则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而自惭形秽。由于多次分班的缘故，我们班的同学关系都不太密切。毕业后几乎没什么来往，即使是大兴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班也没有聚过。也许是大家都没有出息吧。我也只有几个好朋友，直到今天还在很密切。最初几年，每逢过年都要到韩老师家给她拜年，以后逐年减少，直到多年不往。前些年，高姓同学邀请韩老师和几个同学聚了一次，照了些像。多日之后，没有去取，那位高姓同学离了婚，并“净身出户”、背井离乡。照片也没有收到。此后，再无联系。
    1980年8月，寒窗九年半之后，我初中毕业了，没有考大学，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二三十年过去了，回想教过自己的老师，还是备感亲切。在这里，我为自己荒废了学业和无所作为向所有的班主任道歉，并祝他们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