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我和妻结婚的纪念日。到今年6月25日，我和妻结婚整整20年。在网上查了一下，20年叫瓷婚。瓷婚象征着什么？瓷瓶、瓷碗、还是瓷杯？不明白、搞不懂。对瓷器没研究，这该向千斤顶兄弟讨教讨教。

20年前，我和妻以“革命化”的方式结的婚：没有拍婚纱照，没有出去旅行，没有大操大办，甚至没有正规的仪式。那天，我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灰色的裤子，妻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算是着了新人装；我到妻家接受了岳父一句“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了”，算是接亲；妻的三个最要好的同学陪同舅哥舅嫂到我哥家去了一趟，算是送亲；我哥过意不去打破原来计划临时备了一桌酒菜，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算是婚宴；事后，约几个文友到我的新房吃了几块喜糖唠扯唠扯，算是待客；当晚，我给妻炒了一盘茄子，日子算是开张——一切就这么简单，简单得有点离谱，有点另类。
结婚这事，我一直觉得愧疚于妻，可她却不后悔，反而觉得当初自己很了不起。对此，我认同并且心存感激。曾试探地问过妻：哪天咱也补一个婚纱照吧。妻说，拉倒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二婚呢。但我一直有个想法，等金婚的时候，说啥也得正儿八经地跟妻照一张婚纱照。
妻选择我，只能选择这种简单的生活。我当时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无钱、无权、无父母。经济上比较董永、长相上比较卡西莫多。要不是结婚前幸运地从单位分得一间十一平米的单室房，恐怕就得寄人蓠下了。我不明白，我这堆恶劣的牛粪，怎么会插上一朵美丽的金达菜呢？妻也常常自叹：“我真傻，当初怎么就找你了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最精辟的解释就是缘分了。我和妻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她的祖辈在鸭绿江的对岸。两个民族的走到起，成了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同事有时跟我开玩笑，老药可是跨国婚姻啊。我也笑着回敬，中国姑娘咱可娶不起呀。想一想，可也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竟讨了个朝鲜老婆，连我都羡慕我自己。小时候，看了不少《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等等朝鲜电影，就喜欢花妮、顺姬那样的朝鲜姑娘，想象着长大了讨个如此这般美丽温柔的老婆。没想到还真的撞了大运，我和妻把“同志加兄弟”的中朝友谊更进了一步——“同志加夫妻”。不过，妻跟电影里的朝鲜女人相差挺大。大脸庞、大眼睛、大个子，开朗大方，风风火火，怎么也跟花妮、顺姬对不上号。只有一点倒是相近，比较简单。
妻的简单成全了我，也成全了我们的生活。从恋爱到正式结婚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多的花前月下，但踏雪寻梅、喝杯咖啡之类的小资情调也还是有的。恋爱期间，妻几乎没跟我谈过钱的事，直到结婚前，我们才算计着用四五千块钱把小家置办起来了。一张床、一套组合柜、一套简易沙发、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毛老人家说，一穷二白，好作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和妻，两只笔，就这么一笔一笔描、一笔一笔地画。一转眼，这婚姻的年轮就长了二十圈。这中间也有难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不能正常开资、妻也下岗，过着白菜豆腐的日子，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总的来说，我和妻的生活还是遵循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历史规律。没有改天换地，倒也是步步高。托江总、胡总的福，经济上有了稳定的收入，单室楼房变成了两室一厅，夫妻感情也和谐了。最重要的是，中朝友谊了结出了新硕果——我们有一个可爱的骄傲的宝贝女儿，让我幸福得整天像花儿一样。
写到这儿，我忽然对“瓷婚”这个概念似有所悟。瓷器，是泥巴烧出来的。一团泥巴，经适当的火烧，就成了坚硬而有光泽的艺术品。又不禁想起管道升的那首《我侬词》来。我们两口子倒是真像两团泥巴，经过“再团再炼再调和”，就成了一尊瓷器（幸好没烧成砖）。这瓷器虽算不上品，但却有自己的鲜艳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