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知己，悲壮情歌

——读林语堂的长篇小说《风声鹤唳》

老 药

 闲暇时间，读了林语堂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旅居美国期间用英语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林语堂精选集》  张振玉译）。这部小说是继《京华烟云》之后，林语堂的又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力作，一度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飘》。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哀婉悲怆的笔调，讲述了身世复杂的丹妮（梅玲）与富家子弟姚博雅之间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同时描绘了一幅国殇之下流离失所的国民与外敌抗争、与命运抗争的悲壮画卷。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单身、年青、漂亮的梅玲因为与汉奸有染遭到敌我双方的追捕，为躲避追捕投靠到北平好友罗娜家。罗娜丈夫的外甥姚博雅是这家名门望户的少爷，他风流倜傥、头脑敏锐、知识渊博，而又不失济世救亡的责任感。梅玲娇小可人、气质高雅，且秀外慧中。两人在短暂的接触中互相了解了身世，彼此产生爱慕。博雅不顾自己已有妻室，与梅玲恋爱，并约梅玲随博雅一家一同离开北平奔赴上海。一天，日本人来搜查，对梅玲的身份产生怀疑。博雅连夜将梅玲送到好友老彭家中。情况紧急，老彭与梅玲通过游击队的帮助，带着游击队战士的遗孀玉梅一同出了北平城到达天津，又辗转来到上海。为了掩人耳目，老彭给梅玲改名为丹妮。此时，上海经历“8.13”之战后沦陷。老彭去了武汉参加战地救助活动。不久，博雅与妻子凯男也随后来到上海的外租界住下。博雅与丹妮重新取得联系后，两人经常幽会于旅馆，彼此的情感也达到高潮，丹妮怀上了博雅的孩子。他们在两条红绸巾写下誓言，作为信物各自珍藏。突然有一天，博雅在街上被特工头目董先生“请”到了的办公室。董先生向他说明崔梅玲（即丹妮）可能身上藏有重要汉奸的文件，让博雅提供梅玲的线索。为了保护丹妮，博雅不再与丹妮联系，丹妮因此产生了误解。伤心郁闷中，丹妮拉着玉梅去跳舞，在舞厅偏偏见到了与表妹跳舞的博雅，而博邪却有意躲避她，丹妮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心灰意冷的丹妮将那块红绸巾焚烧了，与玉梅一道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与老彭共同参加难民救助工作。这期间，丹妮的善良心地和出色工作，赢得了难民的信任。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中，丹妮由柔弱变得勇敢坚强。渐渐地，丹妮发现老成持重、忠厚质朴的老彭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老彭对丹妮表示，如果她与博雅真的分手，他会无条件地娶她。丹妮在探望重病的老彭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爱老彭，老彭拒绝了，他认为博雅与丹妮才是一对合适的伴侣，他相信博雅是爱丹妮的。这时，博雅在老同学所在的政府委员会谋得一闲职，负责修路勘探和公路管理，在湖南、云南等地奔波。他向丹妮打来电报，也常常被耽搁。直到博雅姑妈木兰的到来，才消除了一切误会。博雅已经准备与凯男离婚。几经周折，丹妮与博雅终于重逢。但此时，博雅从丹妮对老彭亲昵的称谓中敏感地意识到，丹妮已经爱上了老彭。在一次阻击日军骑兵的战斗中，老彭掩护博雅和丹妮撤退。博雅蹬着脚踏车带着丹妮逃跑，一路上丹妮哭个不停。这一刻，博雅突然明白，丹妮与老彭在患难之中已经建立起了真挚的感情，他和丹妮的爱已经无法挽回。博雅将丹妮藏在麦田里，自己则掏出手枪，迎着日军的骑兵举枪射击。在击倒三名日本兵后，博雅中弹倒地。临终前，博雅让丹妮嫁给老彭，并把他们的孩子养大。最后，他指指口袋笑着对说丹妮说：“这儿。我们的誓言！”丹妮看到了那块写有爱情誓言的红绸巾。在董先生的主持下，丹妮与博雅的灵位举行了婚礼。老彭、木兰姑妈和玉梅做证婚人。丹妮和老彭共同商定，以佛教名言和圣经诗句作为博牙的墓志铭：“为友舍命，人间大爱莫过斯！”

无疑，丹妮、博雅、老彭之间的爱情是《风声鹤唳》的主轴，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恋爱故事，而是一曲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悲壮情歌。一个人的命运，一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故事就非同一般了。丹妮就是如此。她原是一个军阀的女儿，因为母亲遭到抛弃，她也成了社会的弃儿。17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也遭暗杀。她曾嫁给一个爱她的年轻人，但因为家庭的歧视，被迫离开了家庭。为了生计，她沦落红尘，做了一了名舞女，后成为汉奸齐燮元的姘妇。齐燮元与日伪的很多情报都直接送到梅玲（丹妮）那里，她因此受到牵连，过上逃亡的生活。她渴望依附一个如意郎君，过上相夫教子的美好生活，但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一个柔弱女子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浮萍，无法左右自己。她的命运与当时的国家一样，风声鹤唳、危机四伏。从北平到天津，从上海到武汉，丹妮的流亡路线与国家的沦陷路线是一至的。一路上，丹妮看到了那些英勇顽强与外敌做殊死抗争的国军和游击队的将士们，深受像老彭、玉梅这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精神感染，终于下决心投身到共赴国难的战斗之中。也许她本人并没有刻意去判断到自己的行动是否高尚，也许她只是凭借内心的一份善良去施救难民，但她的确在这其中实现了精神的蜕变和人生价值的升华。

丹妮与博雅的爱情是有悖于中国人传统道德伦理的，博雅是有妇之夫，丹妮的身世也不甚干净。但爱情的到来是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来评判爱情的对与错。丹妮与博雅的爱情，其实比较纯粹。博雅欣赏丹妮娇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丹妮也倾慕于博雅的儒雅风度，两人在谈诗论词中有着共同的雅趣，又都不那么循规蹈矩，不愿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博雅虽然多少有些富家子弟的浮躁、纨绔之气，但对丹妮的爱却是真诚的、始终如一的。他爱丹妮，并没有因为丹妮的不洁身世而嫌弃，反而为她的不幸倍加怜爱。当丹妮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后，博雅说：“梅玲（即丹妮），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博雅的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女子能够向男人倾述身世，一定是出于深深的信任，博雅需要的正是这种真诚而坦白的爱情。博雅不仅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敢于为爱付出一切的男人。在北平，为了保护丹妮，他将丹妮托付给最好的朋友老彭。在上海，他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没有向特工提供丹妮的线索。丹妮到武汉后，他坚持写信或打电报与之联系。即使遭遇误解，他也无怨无悔。直到最后，他发现丹妮爱了老彭，仍然不惜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丹妮，身上依然保留着那条写有爱的誓言的红绸巾。抛开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博雅对丹妮的爱虽然有些小资情调，但却是真诚的、无私的。

丹妮对博雅也并非始乱终弃，而是命运的安排使她先后爱上了两个男人。博雅是她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男人，他们之间的爱情颇具单纯、浪漫与唯美的色彩。起初，她并没奢求博雅明媒正娶，即使做个小妾也心甘情愿。在一路流亡中，她几乎是靠着对博雅的思念支撑着生活。直到博雅突然切断联系，丹妮误会了博雅，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是深爱着博雅。这一点，老彭看得十分清楚，这也是老彭婉拒丹妮的根本原因。丹妮与博雅在战地重逢后，忽然发现博雅谈论的都是战局形势，好象与她无关。这使得丹妮感到失落，不由自主地将博雅与老彭做了比较，她发现老彭深爱着自己，自己也许更爱老彭。于是，丹妮在老彭病重期间，大胆地向他表达爱意，并从此直接地昵称他为“彭”。

老彭对丹妮的爱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从年龄上说，人到中年的老彭是丹妮的长辈。这个忠厚善良的“彭大叔”，为了朋友博雅的托付，冒着生命危险一路上保护着丹妮，衣食住行，无微不至。如果说，博雅对当丹妮的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么老彭对丹妮的爱则是实实在在的呵护和温暖。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在患难与共中自然萌发的。老彭虽然爱上了美丽、单纯、善良的丹妮，但他一直保持克制，默默地承担着托付之责，并极力维系着丹妮与博雅之间的关系。他总是在丹妮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有力的臂膀。在流亡途中，他以道教和佛教的理论开导丹妮，使丹妮渐渐地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他表示，如果博雅与丹妮分手，他愿意娶她。在博雅与丹妮失去联系后，他坚持让丹妮把博雅的孩子生下来，并且愿意让孩子姓彭。在阻击战打响之前，是老彭说服部队军官送来脚踏车让博雅与丹妮先走。博雅牺牲后，老彭一路上护送博雅的灵柩返回，并特别请来曾经缉拿过丹妮的董先生为丹妮和博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最后，还是老彭接纳了丹妮，还有她和博雅的孩子。这一切都说明，老彭的人格是无可挑剔的。

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甚至是生离死别、阴阳相隔，这是文艺作品描述爱情悲剧的基本套路，但《风声鹤唳》中的丹妮与博雅的爱故事绝不是悲剧，而是一场感天动地的壮歌。博雅之死既是为爱，也是为国，因此成全了他的形象。作为读者，我们甚至忽略了他对妻子凯男的不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林语堂，两部大作《京华烟云》和《风声鹤唳》都是用英语写的，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国人来说，多少还是有些遗憾。毕竟，翻译过来的不是原汁原味。好在小说的故事是中国的，所以翻译的过来的文字估计与原著不会有太大出入。小说的手法以中国传统为主，兼有中西结合，在结构上和人物内心的刻画上有些西化的味道，而在叙事上则突出的了故事性，且故事有头有尾、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这恰好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但有些地方还是让人不太理解。比如，博雅直呼年轻的舅妈罗娜的名字，似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符。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在知识界有些思想前卫者，但整体上思想尚未完全开化，不至于长幼不分。不知是原著如此，还是翻译的问题。

退回40年前，像林语堂这样大家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是得不到承认的，哪怕他曾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更何况，在《风声鹤唳》中，作者对国军和共军游击队都给予正面的描写。主人公博雅对蒋公介石崇拜有加，丹妮也参加了蒋夫人宋美玲组织的战地救护队。所幸的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文学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赏读大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