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加坡参加校际交流活动回来的女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同学来到宾馆楼下的一家便利店，问一位华人店员是否有邮票，店员说没有，但拐过这条街不远有一台自动售票机，需用信用卡。听说几位中国大学生都没有信用卡，店员说我带你们去买吧。途中攀谈得知，那位店员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坏人多很不安全，而这里尽可放心。来到售票机前，他用自己的信用卡买了30张邮票（共计用了17.5新元）交给中国学生，然后说我还要到别的店取货，你们回头把钱交给店上就行了，说罢转身走了。当时，几名中国学生为这位店员如此的信任深受感动。我听了则是五味杂陈。不知道这位店员是真的出于信任，还是有意检验中国学生，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紧接着，在家里发生了一件小事。女儿刚刚到家，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有人敲门，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煤气公司的，来煤气年检。”妻应了一嗓子，我也急忙应了一嗓子，以示家中有个大男人。门开了，一位身着煤气公司服装的男人脱了鞋进屋，一边拿出煤气泄漏探测仪扫描一边解释：“我是煤气公司的，来检测煤气，去年也来过的。”我说：“知道知道，年检是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应该的应该的。”煤气公司的说：“我刚才到三楼，那家有人却硬是不给开门，没办法，下回我带媳妇一起来吧。”我明白，他的潜台词是：带着媳妇，人家就比较信任他了。我说：“还是理解吧，假使你家孩子自己在家，你会让他给陌生人开门吗？”煤气公司的说：“是啊是啊，我理解我理解。唉，中国人太没有安全感了。”
两桩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一对比，比出了不小的差距。尤其是那位新加坡华人店员的一番话，让人心里特不是滋味儿。
都说咱中国人活得累，累在何处？累就累在整天提心吊胆，看谁都可疑，时刻得保持警惕。而这警惕性分明是被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逼出来的。在街头你看到一位老人被车撞了，好心好意把老人送到医院，还帮着垫付了手术费，可人家属来了，愣是把你扭送派出所，讹你撞了老人，你冤是不冤？下雨天你为一个素不认识的姑娘撑起雨伞，人家骂你流氓，你冤是不冤？坐火车你跟一个自称老乡的推杯换盏打发时间，不经意间被人下了蒙汗药，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你冤是不冤？两年不见的朋友，突然造访说他爸病重急需一笔手术费跟你借10万块钱，你东挪西凑帮他应急，结果朋友一转身便杳无音讯，你冤是不冤？这类事情几乎每天都在身边发生着，中国人的善良与纯朴逼得走投无路，以至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当下人们共同的信条。
当“远亲不如近邻”被“老死不相往来”所取代；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被“个人自扫门前雪修管他人瓦上霜”所取代；当助人为乐、见义勇被冷漠旁观、见死不救所取代；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被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所取代；当你的善良一次次被践踏得遍体鳞伤，这样一个是非颠倒、正不压邪的社会，除了让人感到恐惧和悲哀，还有什么？
不说别人，就说这两年女儿在外地上大学，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安全。尤其是在归来回去的路途上，或是在外出旅游的路途上，我和妻总要一再提醒：不要与陌生人接触，不要借给别人电话，随时保持与家里的联系，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求助警察，并且提出若干条谨访上当受骗的预案。这些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相信其他家长也是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人心叵测，社会不安全。
有时，我也在想，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荡然无存？ 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但有一个词汇却时不时地在脑子里闪烁，这就是“文革”，以及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正是那根又臭又硬的“阶级斗争”大棒，把中华民族的纯朴与善良打得粉身碎骨。在那个没有平等、政治歧视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亲不亲，阶级分”。一个国度里的公民被划分成工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和资本家、地主、富农等成份，还有“右派”、“走资派”和“反革命”一类的政治标签，并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分。不同成份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中，“资产阶级”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改造”。在那个灭绝人性、亵渎尊严的年代，即使是父子，即使是夫妻，也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成仇、划清界线。一旦成为“右派”、“走资派”或“反革命”，轻则被“下放”（实则就是“流放”）、“蹲牛棚”，重则被没完没了花样翻新地游街批斗，像张志新那样遭受到割断喉咙的法西斯刑罚者并非个案。在那个丧心病狂、人人自危的年代，哪怕说错一句话都会坐牢甚至掉脑袋。人人挨整、人人整人，陷害异己、出卖朋友，成为政治投机者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大革了中国经济的命，更是大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命！
1981年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文革”的清算并不彻底。文革之后，有些被评反的老干部和“走资派”、“右派”们实际上是怀有“复仇”心理的。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当年重新出山的陈云就下了死令，对所谓的“三种人”永不饶恕。至今，在纳新党员外调时，父母和主要社会关系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仍是主要调查内容。试想，让一个参与了“打砸抢”的尚未成年的“红卫兵”或者一个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参加“武斗”的普通工人承担历史的罪责，这公平吗？况且，这种冤冤相报的做法只能无休止地延续仇恨。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大意是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种理论引申意义为:一个微小的举动，通过连锁传导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文革”就是那只最初扇动了几下翅膀的蝴蝶，但它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创伤却是致命的。
由于“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文革”的后遗症也就为今天的价值扭曲、道德沦丧埋下隐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快速发展，但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重建，同时国人对扑面而来的普世价值显得不知所措，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眩晕症”。随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加剧，两级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国人的心理越发的浮躁和不安，从而导致人际的关系日趋紧张。今天的中国已经跻身经济大国之列，可今天的中国人却普遍缺乏安全感，人际关系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时下“欺弱现象”和“仇富现象”的对峙局面，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突出表现。这让我想起了探戈舞的传说。据说，探戈舞是一种酒吧舞，之所以每走几步要突然扭头，其缘由就是为了提防情敌。我们中国人的现状恰好就像跳探戈舞的，看上去很绅士、很优雅，实则内心充满了不安。
尽管我们时常在媒体上看到诸如“希望工程”、“5.12”大地震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场景，但这其中真诚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有多少企业不是为了广告效应？有多少社会名流不是借此沽名钓誉？有一句话问得好，为什么媒体一曝光，好人就全都冒出来了？我不否认，其中确有慈悲情怀者，同时也认为扶危济困哪怕是作秀也值得肯定。我只是觉得，真诚和善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自觉，而不要成为一种道具。
一个优秀的民族，一定是自信而从容的，而这种自信和从容首先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多年以前，冯晓刚、葛优、吕丽萍拍过一部叫做《编辑部的故事》的电视剧，其中有一首插曲是这样唱的：“接受我的关怀/期待你的笑容/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走进我的视野/从此不再陌生/人类的面孔/就是爱的表情/告诉你一个发现/你和我都会感动/世界很小/是个家庭。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在自己人的信任中获得安全感，从别人信任中获得自豪感，然后我们也同样向新加坡人说，在我们这里你尽可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