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乎所以（杂文）

孙柏昌

我经常忘乎所以。

前天上年，我在一个公司搞调研的时候，差一点就要忘乎所以了。感谢一个年青人及时提醒（时间正好是１１：３０，中餐开始了），让我那即将如婀娜垂柳“当春乃发生”的芽苞般的“忘乎所以”胎死腹中。否则，我将“忘乎所以”地滔滔不绝着不知多少肆无忌惮或自吹自擂或废话连篇了。至于是否会唾星飞溅什么的，我倒不太自知的。

早年，我经常在朋友聚会的酒桌上“忘乎所以”。餐后，最要好的朋友会忠言相告：今天，你的话太多了。我也会后悔：是呢，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废话呢？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说患了癌症的委内瑞拉总统Ｃhavez又在电视台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演说。前几年，我经常看委内瑞拉电视台，Chavez几乎两三天就要作一次长篇演说。他是一个对演说情有独钟且忘乎所以的人。我甚至怀疑：他的患病是否与演说有关？

小时候，母亲看到我唾吐沫的时候会嘱咐我：唾沫是人的精液，总吐不好。

其实，我是从心里认同“沉默是金”的。先前在听台上“人物”们“忘乎所以”的唾液飞扬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故作认真聆听状，作笔记。其实在笔记本上至少要写十条“沉默是金”和数不清的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在无数次重复书写里，我会暂时忘记听觉的疲倦。

政治家好象都是演说家。那是一种职业修养与习惯。倘没有机会演说了，便会寂寞难耐。记得的，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公司很成功的经理人，在一次公司领导干部会议上，书记也是一个喜欢演说的人，讲话超时了，占用了总经理的时间。朋友生气了：

“你还让我说话吗？”

时下，演说好象成了一个行当或职业，有了太多的所谓“大师”或“专家”，以演说赚钱，明码标价：每次十万或数十万不等。“演说富翁”，比比皆是。

我很少听，也没有机会听。即使有了机会，我也会拒绝听。我最恐惧长篇演说，尤其是那种９５％以上是废话的讲演。偶尔，我会想到毛主席的话：“不许放屁！”

演说或许是人的一种本能？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近似释放的冲动？我不知道。

其实，我是不大愿意说话的。只是在两种情形下，会情不自禁地萌生“忘乎所以”的冲动。一是酒至半醺时；二是说到尽兴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时，忘乎所以就会应运而生。

春节前，我曾应邀到湛江“讲课”。我知道，那只是朋友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多年不见了，制造一次见面的机会。讲课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所以只安排我说２０分钟。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希望把时间延长一倍。也许是因为毕竟自己是花了往返数千元的机票的。２０分钟是否太奢侈了？不过，朋友还是拒绝了我那“忘乎所以”的企图。

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忘乎所以”的，那是在真正的好朋友餐叙的时候。我有那么几个几十年的朋友，三两个月聚会一次，花那么二百来块钱，五六盘简单的菜，酒都是自带的好酒。可以尽情“放屁”。菜不多，话多。几乎总是胡说八道到酒店打烊，服务生催促三遍才离去。那是彼此无所顾忌的“忘乎所以”，很美好。为了这样的一次“忘乎所以”，有的朋友需要驱车数百公里呢。几个人同时忘乎所以，会把“忘乎所以”推到极致！

“忘乎所以”，是生命的一种激情形态！

当你“沉默是金”了漫长时日之后，一次“忘乎所以”就会绽放出独特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