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愧疚（随笔）

孙柏昌

孙犁先生一生都强调为人为文的一致性。

我对先生的观点一直深信不疑。

倘一个人的人格卑下，肯定也写不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

当然，我也从来不会否认，许多人格卑劣的人，正在成功的舞台上招摇撞骗着，直至辉煌一生。我想，这肯定是因为我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旦道德的大厦倾坍了，重新修复会比ＧＤＰ的增长更难！

诚如李白所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当下的文坛，盗贼蜂起。这好象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窃书能算偷吗？读书人的事。”

这句话稍加修改，就可以变成：

“窃文能算偷吗？写作人的事。”

我也“窃”过一次文。那是我一生的愧疚，也是难言之隐。这个清晨，我终于有勇气说出来了。之前，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自己的朋友与家人。但那种愧疚却始终积压在心灵上，很重。

大约在上个世纪的８０年前后，我在合肥的《希望》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篇小说，是偷窃的，当然也被编辑发现了。

那个故事，是听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讲的。老师是国际法博士。他是真正的博士。是用十七年大学寒窗苦读得到的。据说，当年，他曾经是中国唯一可以用英语讲授国际法的教授。眼下，在我的身边，冷不丁的就会冒出一个博士什么的。其实，许多都是冒牌货，是用钱买来的。中国是一个很怪的社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包括学历。武汉大学的腐败案，是否与买卖学历有关？

我的老师是菲律宾华侨，先后在马尼拉大学、英国牛津、瑞士日内瓦读了十七年国际法。法与侦探，好象有许多干系。老师喜欢侦探小说。他告诉我，在伦敦的时候，他专门去探访过柯南道尔的故居。１９７０年春，我们的大学疏散至冀中时，我和老师曾经到乡下麦收过。晚上，我们同睡在一间空屋铺着麦草的地铺上，老师几乎每夜都给我讲一个侦探故事。我就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变成了《希望》上的小说。那是一个奇幻的故事。后来，我也曾给自己的学生讲述过。我在把那个故事变成文字的时候，也很想征询一下老师：是他自己的编的，还是读来的？其时，学院已经解散、停办，老师究竟身居何方，也不得而知。尽管，当时读了许多外国小说，却没有发现那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大规模翻译外国作品方成潮流。）于是，我便心存一丝侥幸的心理，试写了这个故事。我在向《希望》投稿时，是附了一封信的。信里说了“这个故事是从老师那儿听来的。我不知道是来自外国的文学作品，还是老师编撰的。也恳请编辑先生查证。倘来自外国的文学作品，请枪毙！”云云。故事里的主人翁的名字，也是我编造的外国人的名字。也许，正是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那个原创的作品也译介过来了。编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但是，那篇“窃”来的小说，已经赫然《希望》了。

于是，也就成了我一生的愧疚。

在这个深秋的清晨，我终于说出来了。我走到了阳台上，吸了一口冷峭的空气，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与舒畅！

有一颗羞耻心，对于人生是多么重要！

可惜，我们这个社会，不知羞耻的人太多了。

孙犁先生真的应该成为中国文人的楷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望其项背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