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记忆（随笔）

孙柏昌

有一天，我下意识地打开了一本破旧的《西汉词典》，却意外地发现了大学食堂的两联饭票。一联是粉色的，５张，每张２角；另一联是米色的，也是５张，每张１角。总共１元５角。

于是，便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那本词典已经跟了许多年了，只是早已不用了。因为我有了５本新词典了。３本国内出版的；２本是西班牙出版的。或许，每个人都有着一种固执的恋旧情结，尽管搬了许多次家，却始终没有扔掉。记得的，每次搬家，我都要极认真地清掉一些旧书，而装书的纸箱却愈来愈多。自己知道留下也没有用，不过，当成废纸卖或许更是一种糟塌。这本词典是当年从旧书店买的，忘记是花了几角钱，那曾是我上大学时唯一的词典。倘真的扔掉了，当然也看不见这两联曾经饭票了。

去年夏初，我曾经回过母校，在一片新楼群的夹缝里，我居然找到了我们当年的宿舍楼。楼侧已经标上了“拆”（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了）。宿舍楼左前方１００米左右，应该是我们的食堂。当年，我们就是叮叮当当地敲着碗筷，拿着这样的饭票去吃饭。１元５角，应该是三天的伙食费吧，可以买许多发糕的。许多年了，我仍然记得学院食堂蒸的发糕的滋味，很好吃。

记得的，我每月的助学金是１５元，正好够一个月吃饭的。现在，只是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一个汉堡钱。一个学生，最高的助学金应该是２１元５角，跟一个学徒工的工资差不多。那时，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学院始终得到周总理的关怀，甚至招生比例都是总理亲自定的：干部子弟１／３、城市（普通市民）、农村各１／３。我们班１６个同学里，有５个干部子弟。至于是什么干部，好象也很暧昧。本人不说，别人也不问。好象不像眼下，可以理直气壮着“我爸爸是李刚”。不过，还是能够从穿着或者拥有的手风琴或者“爱好者”相机里，看到点他们的与众不同。当然，他们没有助学金。助学金只是为了让贫困人家的孩子上得起大学。我不知道，那时国家的ＧＤＰ是多少，只知道像我这样穷人家的孩子也上得起大学。

“公平”也许是“粉色”的记忆？许多年了，还残存着些许鲜艳。

考入那个学院，于我，也是一个意外。我一直有着极强的应试能力。高考时，中学毕业时，学校领导主张我报考北大。物理老师劝我考北大数学力学系。他说，那是研究导弹轨迹的科学。倘真的考上了，说不定也会坐在北京的航天发射控制中心？语言老师主张我报考北大中文系。不过，我还是与北大擦肩而过。就在填写高考志愿表之前，学院派人来面试了。先前，学院的生源主要来自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我们那一届是为了应对中国１９７０年前后重返联合国，按周总理的指示扩大招生，才扩大到乡村的。在填写报考志愿之前面试，那时是唯一的一所大学。我们学校一共推荐了３男一女（这也是学院男女生的比例）。学院优先录取。考上的，我是唯一。他们３个分别考上了清华、北京铁道学院、中央财金学院。到学院报到时，一条巨大的横幅写着“来了就是主人！”我却始终没有“主人”的感觉。我一直在偷偷闹专业情绪：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全部交给一门外语，是不是太糟塌了？于是，我读了许多外国小说。当我好不容易对外语读上点兴趣时，“文革”来了，却不得不与外语做一次痛苦的告别。

也许，这是“米色”的记忆？

饭票就这样唤醒了我的双色记忆。

也许，人的记忆总是双色的。欢乐与痛苦始终是孪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