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随笔）

——病中札记

孙柏昌

我终于忍受不了医院里的“监控”了，决心出院。

大夫说：你的血压还不稳定。出院不好。

我说，这样住下去，只能愈住愈糟糕。我彻夜难眠。

我一入院，便被戴上了二十四小时监控器：血压、心律。

于是，我便变成了一头“驴”，被拴上了无数条缰绳，只能在半米多的半径里打转转。那一刻，我确实想到了童年时家里用来磨面的驴。捂住双眼的驴，绕着磨盘整天地转着圈儿。磨盘不大，直径大概也只有半米多一点儿。驴的身体必须侧弯成了一个孤（或许，驴的的脊椎有更好的柔韧。否则那么成年累月的弯曲着转圈，肯定会患上脊椎劳损），默默地转着。磨房里，响着单调的驴步声，还有如蜂群般的嗡嗡营营的磨面声。母亲把淘洗、凉干了的玉米、麦子、高粱或谷子，在磨眼上方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圆锥一样的山，随着驴的转悠，小山愈合愈小，变成了了面粉……

小时候，我觉得驴很可怜。戴着眼罩的驴，或许还认为自己正在跋涉着向远方呢。其实，它只是在转圈，一个很小很小的圈。稍长，也知道了一种夜行人遭遇“鬼打墙”的怪事。只要进了鬼的墙，你尽管脚步不停地走了一夜，清晨天光熙微时，你才发现，自己只是像一头拉磨的驴一样，原地不动转了一夜的圈。

我整整被监控了６０个小时。血压计平均一小时启动一次，昼夜不停。也就是说，我的胳膊必须每小时收缩一次，大脑也随之警醒一次，接受一次崭新的警示。我本来就是一个睡眠非常轻微的人，根本无法入睡。第二个夜晚，我便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要求，能否把启动时间设定成两小时一次？否则，不仅我的血压会持续高涨，甚至还会患上失眠症。次日晚上，护士调整了一下机器的节奏，而人的节奏却没有调整。夜班有三个护士，她们都恪于职守，每个护士走进我的病房时，都会例行地按一下“开始”健，不仅把省略掉了的弥补上了，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到我的床前探视，确认我是否真的今夜无眠。医生说，你吃点安眠药吧。我断然拒绝了。当“监控”撤了之后，我仍然毫无睡意之后，我便决计出院了。

这应该是一个管理非常好的医院。病人不仅不能走出住院大楼，甚至连楼层也不许超越。于是，我只能在十层楼道里数那一个个病房的门。我向大夫提出请求，希望能到户外走一走，闻一闻那刚刚剪过草坪的青翠气息（英国人把那种感觉当成人生的第三大幸福）。医生断然拒绝。我说，我在血压高涨到２００的时候，我都会像平常人一样散步，甚至走在３６度的酷烈阳光下。我从心理上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病人。医生铁面无私。而且，你也别想偷偷地溜出去。楼层门、电梯口，有保安虎视耽耽。先前看过美国关于医院的罪恶片，蓦然觉得自己也好象成了影片里的某个角色，痛苦极了。或许，在医生眼里，病号是否都是关在实验笼子里的小白鼠呢？如我，只是一个血压计上的符号，而不是一个心灵丰满而充盈着的人？

我觉得，监控我的不仅仅是身体，还包括心灵。

我的一个同学是个著名记者，也是一个激烈的保钓主义者。记得的，他告诉我，你不要打我的座机，有人监控。我听了后，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医院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同学的嘱咐……

我必须回家，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