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呓语（杂文）

孙柏昌

昨天黄昏，当我走过一丛拔地而起的灰色森林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楼宇耸高；灵魂矮化。

我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海边，长久地凝清滞在苍茫的暮色里，渐渐膨酥、淡化，最终融入了愈来愈浓重的夜。

他是谁？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是如我这样的老者？还是一个中年人，抑或是这个后、那个后的青年人？

茫然，是一种现代流行病。灵魂无所归依。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脚步匆匆或者慵懒，究竟在奔向何方？

我也常常迷茫：我将如何打发残生？

一个生命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我不知道。

青年时代，好象还真诚地相信着共产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是不是更推崇：人人为我，我也为我。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绚丽！广告词、成功者说，直至在深圳被画成一个圈时，创造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赤裸裸地亮出一面杏黄旗。我们老祖宗那种君子口不言钱的“孔方兄”式的虚伪，好象一夜之间进了垃圾焚烧炉。我有钱。我光荣！我要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

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一个民族和国家，总得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那念头即使是一个永远也无法企及的乌托邦。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念头，才有了许多的“傻子”：江姐、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了焦裕禄的扮演者李雪键，他正在准备扮演杨善洲。李雪健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把黑社会老大、共产党员都演得非常好。我偶尔会想到现实中的许多人，也在同时扮演着这两个角色，也都演得很好。

一个主义是民族的魂。只要这个主义不是法西斯，或者别的什么浑蛋哲学，而且始终如一地走下去，都可能获得成功。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盛唐中外文化的融入……都曾经把一个民族带进辉煌。

当下，钱是成功的标志。为了钱，可以投机、钻营、冒险，直至铤而走险抢银行。人脉、关系网，关系就是生产力，先是“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后来又加入了“嫖过娼”。

“敢问路在何方？”

我知道，许多人偶尔会在一起坦言、交流嫖娼的经验。“耻”与“荣”，无时无地不在颠倒着。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前年夏天，我去河北看他。他嘲笑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曾经用过复写纸，说为了一稿两投（当年是媒体是坚决杜绝一稿多投的）。其实，我不是为了一稿多投，而是害怕不退稿，为自己保存一点。用复写纸，手得很用力，写得很累。其实，我在当了编辑后，才体悟到，复写稿给编辑的第一感，就不好。随着小说命中率的提高，很快便告别了短暂的复写生涯。我则嘲笑他早年的荒唐事，他在对我讲了许多彩色经历后，四肢平展在床铺上自言自语着：“我完了。完了……”因为。他把自己第一次性启蒙经历、以及后来的无数次性体验都告诉了我。那时，他一个浪荡才子，还以此羞于言。那是一次在笔会上。上个世纪的８０年，我们曾经一起参加了的《青岛文学》（原名《海鸥》）在黄岛举办的笔会。我说，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一个夜晚，我们曾经散步到海边。当年黄岛还没有大规模建设开发，很冷清，灯光也暗。有一个渔家姑娘正在卖海螺什么的。他蹲下去与姑娘讨价还价。偶尔会触碰女孩的手。

回来的路上，我跟他开玩笑：“饥不择食？”

他说，那女孩很漂亮。

我说，你的审美有问题。也太放放肆了。

那时，朋友会脸红，会害羞。

倘人没有了羞耻感，耻荣倒置，甚至以耻为荣，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