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块展牌与百无聊赖（笔记）

——我企业笔记之１０

孙柏昌

我在新闻文化科当了不到一年的科长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百无聊赖”。

１９９０年，办公室里没有电脑。整个公司机关的大楼里，只有人事部有一台。没有电脑，不能玩纸牌，只好面壁。一面白墙，能面出个什么来？

我心情非常不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从来就没有想当一个什么角色的想法，居然被“科长”诱惑了（其实，后来大概有三次当处长的诱惑，都被我婉拒了）。我经常跟部长吵架。部长是一个非常宽容我的好人，在很长一段时光里，都一直很关照我。他和我进行了两次长谈，劝我去当科长。其中有一个最能引诱我的动因是：筹备成立公司文联、办文学刊物。而且，我们私下还有两不成文的秘密约定：允许我偶尔提前下班（我想回小报打牌）；另外，文联一成立，我便全身退出，去办刊物。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早前，我在河北文学院学习的时候，许多同学都说，我应该去《河北文学》去当小说编辑，肯定是最棒的。

一到了科长的位置，就很认真地操持着文联成立的事，起草章程什么的，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当那些文件摆到领导桌子上的时候，却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也许领导根本就顾不上那样的闲不要紧的事。况且，公司正值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厂庆，有许多事要干。

我们新闻文化科承担了五项厂庆活动中的一项——展牌。全方位展示公司二十五年的历程。

其实，我觉得展牌本身也没有太多的作用。不过，宣传本来就是非常虚拟的事情。做，就做吧。我模糊的感觉到了，非常认真地做一些没有用的事，这应该是机关工作的特色之一。

我经常提前脱岗，回小报。我先前的那间办公室还在。我一回来，走廊里顿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总有那么几个记者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抢位置，打牌。牌甩的很响。一个年青的摄影家，牌打得非常臭，却总愿意和我打对家，常常被我厉声训斥，却始终如一地坐在我对面，还说，他愿意让我训斥。记得的，我在清理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居然清理了有十几斤扑克牌，可见那是一个“牌情”多么激烈的时代。此外，我还经常和财务部的一个叫冯克强的小伙子下围棋。他也是一个屌儿郎当的人。我们互相使一个眼色，便先后躲进他的单身宿舍，下棋。他总赢我。赢和我很苦恼。

当然，展牌也是不能耽误的。一共６０块，每块一张三合板那么大。餐厅二楼密麻麻地摆满了。部长可能觉得我们做的不错，便邀请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在家的所有领导班子成员来审查观摩。最不满意的是李秉铨总经理。他几乎对每块展牌，都挑出了毛病、错误。部长偶尔会解释几句，解释得让李总很烦，批评他几句。我则始终一言不发。直到的最后座谈时，副总经理付同运对我说：

“柏昌，李总提了那么多意见。这活是你干的。你总得说说吧。”

付总是蓬莱人，一口很亲切的家乡话。

他点将了，我当然只好说说了：

“李总的意见都正确。但是完全按照李总的意见改过来，也不可能了。因为距离开展的时间只有两天了。不过，有两个公司的前言一定按照李总的意见改过来。”

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对李总说：

“昨天，我就对我们的摄影家、书法家说了，别人都不会说什么。有意见的，可能是李总。”

“柏昌，你是说，我吹毛求疵？”

“不是。您说的全对。”

其实，我觉得在新闻文化科那不到一年的时间，真正有意义的事，还是给李总写的那封半页纸的信。那好象也没有花什么成本。而真正花了一些钱的，如展牌，也只是瞬间的色彩，很快就被遗忘了。

因为文联迟迟没有成立，我也没有耐心等待了，便离开了。我离开不久，文联却成立了，也出了刊物。

我有点后悔：已经百无聊赖了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再百无聊赖一阵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