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来访者（笔记）

——我的企业笔记之１７

孙柏昌

１９９９年夏天的一天，我的办公室走进了一个陌生人。

他约摸５０来岁，样子有点萎顿，也显得局促不安。

当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我努力搜索自己的记忆：我们见过吗？在什么地方？

他告诉我，自己是一个司机，从运输运输公司退养了。家里很困难，不知道应该找谁，便冒昧地找我来了。渴望我这个做记者能替他说点什么。

好象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记者的自吹自擂，还是来自他人的误会。我觉得，记者从来就“王”不起来。在中国，不是这样。在西方，是这样吗？最近的维基解密，好象也在证实着：权力者才是本来意义的“王”。

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新闻记者，别说“王”了，有时，当“孙子”还找不到家门呢。

不过，我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尽管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他告诉我，他住在农场，四口之家。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了，没有工作。妻子是家属，也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自己的１５００多元的退养工资，日子很难。

“孩子有学历吗？”我问。

他说，小子没有。女儿有一个旅游中专毕业的文凭。

其实，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家庭，在教育费用与时俱进的背景下，是很难学有所成的。他说，自己很希望女儿在公司的迎宾馆里谋一个服务生的职位。苦于没有门路，不成。

我知道，迎宾馆的女孩都是非常漂亮的。好象也没有听到过“后门”一说。

他说，他的女儿也不丑。

后来，好象还说了一些话，我很同情他，却无能无力。我告诉他，你可以把自己的困难向公司反映。有一部总经理的热线电话。另外，社区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他有点失望地离开了。我有点愧疚。

第二天，又有两个陌生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也是司机，也是退养人员。我知道，运输公司在劝说员工退养的时候，风波不小。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所谓的退养政策持异议。一个三万多人的企业，一下子退养５０００人，也就是说，平均６个人，就要一个退养，力度够大的。况且，都是一些活蹦乱跳的人！我觉得，一个心不狠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当不了政治家。当看到马路上突然增加了那么多目光迷茫的闲人，我会同情，也会疑问：如果这样的改革，不是为了自己多拿钱，倒还说得过去。是那样吗？

劳动权，也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呀！

之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总公司党组成员组织的一次调研会。我说，我不想参加，又非让我去。去了，我当然会直抒己见，惹得整个会议都不大愉快。领导还批评我：你怎么总唱反调呢？

我也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后来，我在和现任总公司总经理聊天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否认历史的人，无论是谁，都是错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渤海公司正处于艰难时期，有时连员工的工资都很难筹措。当时，运输公司是全国石油系统的优秀企业，每年都会创造３０００多万的利润呢。每个司机都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过自己的血汗与青春。现在，他们老了，就变成可以随意处理的“垃圾”了？

现在，我知道，他们的工资在涨，已经涨了几次了。

我现在仍然困惑的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与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的崇高理想，是如何辩证统一的？会统一吗？

记得屈原曾经有一首辞叫《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