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５年前，一个乡下土小子走进了天津卫（随笔）

孙柏昌

“呜——”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民主２０号”客轮停靠在了天津海河客运码头。

一个乡下土小子，背着沉重的包裹，瞪着惊讶而迷茫的眼神，下了船。

那个土小子，就是我。

在电视剧里，我看到过许多农民工走进大都市的那种慌乱而迷茫的眼神。

不过，我不是农民工。那个时代也没有“农民工”这个词。倘有，也应该叫“盲流”，是个别人的行为。

我是去北京上大学的。身上的行李却比农民工还要沉重。我不仅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背着母亲捎给她的小弟弟——我的五舅的３５斤面粉。有白面、玉米面、地瓜面，三种。

我是第一次走进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之前，我读书的黄县（黄县，这个古老地名已经被龙口市取代了，也许将会永远的消逝了）一中，整个县城只有我读的中学是德国哥特式建筑的三层小楼。记忆里，县城里最阔气的建筑，应该是“花木兰商店”了。

一下子淹没在天津卫里，我顿时失去了方向感。直到今天，我一走进天津，仍然会找不到方向。我甚至会怀疑，那些外国人占据天津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把楼房盖得像座迷宫，街　道也斜斜的。故意颠覆中国人传统的天方地圆、坐北朝南的传统观念，好让中国人都犯迷糊。我的二表弟已经读初中了，舅舅让他带我去劝业场玩玩，在金刚桥坐１路车，他居然把我带到了北站，方向错了。更何况我这个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的乡下人了。

我拿着舅舅的一个信封，要去找一个叫鸿顺里的地方。那时，鸿顺里很有名。因为刚刚当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视察过那个地方。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时候，鸿顺里也是他的重要罪状之一，与他接见时传祥的罪状异曲同工。

我向人打听路，年轻人都听不太懂我的家乡土话。我不得不得像个结巴似的，一字一顿地向老年人打听。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在没有方向感的天津街道上左转右拐，终于找到了赤峰道上的一个４路车站。还好，我并没有像后来的表弟那样坐错方向。忘记是花了几分钱的车票了，坐到了北洋桥下的黄纬路站，再经过几个左拐右转的，终于找到五舅家。至今，我还记得经过的河北中学那个高高的门楼。

舅父看到自己的外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还夸奖我：“你把你姥姥家的门楼都撑高了！”

在舅舅家，第一次吃到了天津的炸酱面。

舅舅、舅妈看到我给他们背了那么多面粉来，当然很高兴。我知道，一下子送出这么多面粉，母亲是必须节衣缩食的。

记得的，三哥对我说，五舅怎么也得给你点钱。不过。三哥没有猜对，舅妈只给了我一双绿色的尼龙袜。因为是绿色的，我一天也没有穿过。送给别人了。关于这双绿色的尼龙袜，我先前曾经写过一篇《暧昧的绿》。

我理解舅舅，他们的日子也挺艰难的。两个人加起来，每月工资也只有100多元，还要扶养四个儿女呢。

后来，五舅回了一次故乡，去看她的姐姐了。

我问过母亲：“五舅给你钱了吗？”

母亲说：“给了。5块。俺没要。”

母亲从来不会花别人的钱。连自己的儿子的钱也不要。她说，她只花大姐、二姐的钱。我回家带的钱，都是要交给三哥的。

45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母亲为我打点行装的样子。为儿子，她挑不出一条没有补丁的褥子。还有把那面装进一个个布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