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问题（杂文）

孙柏昌

称呼与被称呼，这是每个人都要遭遇的问题。

倘说话，就离不开称呼与被称呼。

如空气，如水，时时刻刻，须臾难离。

称呼，与身份相对应、匹配。人的一生，称呼也会因地位的升迁、变化而变化。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被人称呼为“孙同志”（现在，“同志”已经成为一类人的专有称呼了）。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机井队里接受劳动锻炼，住在乡村公社大院里。大院里的人，彼此称“同志”。当然，有职务的人，可以称呼为“书记”、“社长”、“主任”什么的。无职务的则一律“同志”。“同志”是尊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意味着你是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公社院里许多农村抽调的协理员。一般都是直呼其名，不称同志。

第一次被称呼为“同志”的时刻，觉得很新鲜，很陌生。久了，觉得同志还不错，可以拿工资，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公社食堂里吃饭。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同志”称呼始终飘荡着“坛子肉”的芬芳。公社食堂的大师傅，会做一手很好吃的坛子牛肉。他把牛肉切好、放到一个陶做的坛子里，再放汤水、佐料，封严。然后在坛子周围堆上锯沫，燃点起来。从头一天的黄昏到第二天中午，大概要炖十六、七个小时的样子，便可以享用了。当封闭的坛子口被打开的刹那，整个公社大院都会充溢着那种独特的芳香。

“同志”的称呼一直延续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随着我登上乡村中学的讲台，便被“老师”的称呼取代了。这个称呼好象与我有点缘分，差不多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甚至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的世界里，博客朋友也延续着这样一个“称呼”，我很感动。

其实，当我刚刚从一个社会人变成一个企业人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短暂的称呼变化：“师傅”。刚刚有人叫我“师傅”的时候，我经常漠然无觉，不认为人家在称呼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装聋作哑，发一小会儿愣怔。直到确认是喊自己的时候，才恍然进入对话状态，很尴尬。别人一叫我“师傅”，我就会想到“道道服”、王进喜，直到西游记里的唐僧，却极少会联想到自己与师傅有什么瓜葛。后来，好象在满大街都是“总”的时候，也有人称呼过我“总”，极少。听到“总”这样的称呼，我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想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的“浮肿”什么的。当下，“总”者满目，倘称呼里少了个“总”，就不会说话了。天下皆“总”，何人不“总”？林林总总也。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作家写了篇讽刺小说《称呼问题》。

称呼与姓氏是有许多学问的。

早年曾经读过《赫鲁晓夫主义》。一本厚厚的书，我只记得了一丁点儿。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的丑态——在联合国会议上脱下皮鞋敲桌子；赫鲁晓夫为了夺权，倡导领导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他的名字便理所当然地排在了马林科夫的前面。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眼下，修正主义好象没有人再说了，听说赫鲁晓夫也正在恢复改革派的本来面目什么的。云云。我也看过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胡适先生好象说过类似的话。主义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是要发展的了，这是规律。俄罗斯取代了前苏联，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与修正。

我当过中学老师，那是我的第一个职业。当有人称呼我“老师”的时候，我自己会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