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随笔）

孙柏昌

１９８４年，我当上了河北沧州地区首任作协主席。

我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误会。

那个误会源于另一个误会。

我们沧州地区的专员曾经在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上了说了这样一段话：

“孙柏昌，不仅小说写的好，还会三门外国语。”

我的一个同学是官员，参加了那次会，稍后问我：

“你什么时间学了三门外国语？”

“我连母语都说不利索，还能会三门外国语？”我笑笑。

我敢对天起誓：我没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

基于这样的误会，我便走入了另一个误会——黄袍（蓝袍、红袍）加身，当上了作协主席（当然，我还可以选择另一个职务外事办公室主任）。即使当上了，我也始终清醒着“误会”，而不是“非我莫属”。我觉得，整个地区至少有十几个人都可以当这个角色。有年纪比我长的，也有年纪轻的。

沧州是林冲发配的地方，很穷，盐碱地。穷地方出蟊贼，也出文人、作家。像纪少岚、王蒙、蒋子龙什么的。那时候，沧州出一种白酒“沧州白干”，衡水出“衡水老白干”。“农业学大寨”留下了个话柄：沧州白干，衡水老白干。衡水是孙犁先生的老家，与沧州同属于黑龙港流域。

当了主席之后，我好象也煞有介事地在文联机关工作了半年。便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误会”。作协有一个同志是１９６０年毕业的老大学生，有两个异性子女都很大了，只住着两间平房。四口人怎么住也不好分派。且平房地势低洼。每至雨季，水经常灌进屋内，一家人经常彻夜难眠，淘水呀。当时，沧州运河边上盖了几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楼房。我便去找了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想为他要一套房子。部长应该是我的同龄人，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那个时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放“乌纱帽”。我误认为，知识分子的官，一定会同情“同类项的”。出乎我所料的是，我面对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面孔。不仅没有要到房子，却要了一套比房子还大的气愤。我很想回我胶东的家去种白薯。只是没有一块地儿是属于我的。只好向河北作协主席尧山璧写了封信，去了河北文学院学习。

至今，我也非常感激山璧主席。那宝贵的两年专业创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写出了获得《上海文学》奖的小说。

当然，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会遭遇许多“误会”。误会来，误会去，生命便匆匆流逝了。

多一份真诚与真实，或许误会就会少一些。

难得真诚。是邪？非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