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厉害人，就要来我们中学了！”（随笔）

孙柏昌

最近，经常在想，我还会成为某个故事里角色吗？

此刻，我喝了一口菊花茶。菊花茶可以明目，也可以安神。是呀，人老了，是不是只适合回忆，倘还有故事可资回忆。

前些日子，一直在谋划着夏天的一次遥远旅行。小女儿先是操持去西藏，又担心我心脏是否受得了高原反应。我在翻译米斯特拉尔散文的时候，深知安第斯山的高原反应的严酷。随后她又保报名去欧洲，几经折腾，似乎也很难成行了。今年，欧洲旅游出奇的热，总是报不上一个合适的时间段。现在，大凡超过１０个小时的旅程，自己都希望有一个拐棍，生活的，心灵的。

心态的衰老，是最可怕的老。但是，你又不得不无奈的承认这个事实。

记得的，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一个人的旅程。有一年夏天，我从连云港去敦煌、柴达木，牛车般缓慢的列车也走行四天四夜呀！我一个人就那样出发了，管他呢。

年轻时，总是有一种不计后果的傻劲。

四十年前，当一个人背着行李来到冀中平原的交河报到的时候，住进了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晚饭后，便无聊地散步到当地的首脑机关——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口。当时，在委员会工作的老田，头很大，脸也方阔，嗓门高。他好象把我们这些初来的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当成猴子，可以随意耍弄着玩的。也难怪，一个小小的交河县，冷不丁地闯进了１００多名傻乎乎的学生，便宜，不值什么，与猴子也相差无几。甚至还可能不如猴子。与交河相距不远的就有一个吴桥县，那儿是杂技之乡，三个人和一只猴子便可以组成一个家庭杂技演出队，游走天下。老田便问我们来自什么学校，知道我是学外语的，便起哄让我唱外语歌。我居然唱了。当年学的都是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现在想起来，自己是不是“猴子”、傻瓜？

劳动锻炼一年半后，我居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这个大院，成了政治部宣传组的一员。与我同时进政治部还有三个学生，分别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唐山矿冶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个戴眼镜的瘦削的中年女人。许多年后，她留给我的印象，好象只有一个细长的脖子，还有一个很利索的甩来甩去的头。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夜８点，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们聚集在会议室里聆听《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我和另一个同学也参加了，任务是：听讨论，写报道。大家好象只是一本正经了一会儿，随后便发牢骚，说沧州地区的１９５柴油机都走了后门了，分配给交河的，远远没有达到年初的台数。此刻，我们的副主任看到了我们，便如同驱逐“猴子”一样让我们俩离开了会议室。记得的，她的头甩了三下，眼镜后面的目光很锋利，也很不屑。我的同学好象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我却觉得自己受了污辱，决心离开那个堂皇的大院了，去做一名中学教员。组织组一个与我同姓的同志（他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朋友，永远难忘的最真诚的朋友）把我找去了谈话，希望我留下来。我则去意已决。而且在上演了一场所谓“大闹文教组”的话剧。我的一个大学校友是上海人，学法语的。当我得知他分到了一个叫文庙的地方后，我便质问文教组那个科长：

“文庙既不靠铁路，也没有汽车，你让他春节怎么回家？”

我忘记经过了怎样激烈的争吵了，最终我的大学校友与我同进了一所中学，那所中学是我自己点名“选择”的。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自主的“选择”——离开委员会，去郝村中学。

我在那个乡村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半。我还没有去报到的时候，郝村中学便传开了我们“大闹文教组”的故事：

“两个厉害人，就要来我们中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