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
老宅在老家关闭多年之后,终于易主了。
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妻在家中忙饭,说是父母亲均下乡,搬家去了。老家的那幢房子卖掉了,挺便宜的。
“卖掉了?”
“愣什么愣,你不是一直主张卖的吗?”妻忙着手里的活儿,头也不抬,“刺”了我一下。
的确,对老家的房子,我一直建议父母亲卖。二位老人家仅我一个儿子,终究要和我们一块儿生活的。他们俩年岁一年大似一年,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好歹有一个照应。况且,城里乡下毕竟不大一样,能让二位老人家住进城,有诸多便利不说,我这做儿子的,脸上也有光嘛。
然而,我多次提议,父亲好像不大积极,说:“等等看,有合适的买主再说。”鉴于这种情况,我只好表明自己的立场:卖不卖,全凭父母亲作主。
老家在苏北平原一个颇不起眼的小村落。百十户人家,靠一条无名乡河而居,参差错落,疏密有致。鸭知水暖时节,乡河潺潺,岸柳抚风,时有扎了花头巾的女子,挥舞着船篙,口中吟唱着水乡小调,乘一叶小舟,从柳丛穿过,很是轻盈。夏秋之季,村树很是繁茂,村人的房舍多在浓阴覆盖之中,整个村庄均躲到绿阴里去了。偶或,有青砖红瓦的小楼房从绿叶间露出,隐隐约约,颇含蓄。这当口,顶热闹的”就数那鸣在树叶间的蝉了,它总是一个劲儿地在叫着:“热啊———热啊———转眼间,天气变凉了,西北风劲起来。再又飘雪花了,真是鹅毛似的,铺天盖地。一夜之后,打开门一看,院落白了,房顶白了,村树白了,巷道白了,整个村子都白了。那雪,亮晃晃的,直逼人眼,那才叫白呢。老人摸摸山羊胡子,对孙儿们说,这雪,好着呢!
老宅坐落在村西头,位置颇好。屋前一条水泥方块铺成的巷道,蛮宽的。屋后一条小河,河水清悠悠的。正屋南北向,三大间,红砖青瓦,颇高爽。前面一个院落,砖墙作围,宽宽大大。挨西砌有一间平顶房,房顶四周,钢管栏杆,焊接好,油漆好,一直银光亮灿的。正屋后身,另有三间辅助用房,平行而立,堵了两端,一个小小的后院,自然天成。邻近河边,栽有五六棵榆树,笔直地往上蹿,颇高大。
早年间,一家六口人,平平和和的,就生活在这座老宅里。爱花爱草的妹妹们,总爱在院里栽上些栀子花、月季花,白的白,红的红,芳香四溢。妹妹们则多半摘了花或送给平日里要好的女伴,或用针线穿成一小簇一小簇,往蚊帐里挂。一直勤于劳作的母亲,则在院角里、屋后榆树下,用小锹挖上几个塘子,栽上几棵丝瓜、扁豆之类。用不了多久,便有长长的丝瓜藤、扁豆藤爬到树上、院墙上去了。黄黄的丝瓜花、紫红的扁豆花开了,微风吹拂,似彩蝶翩跹,蛮好看的呢。当妹妹们玩花赏花的时候,我便爬到榆树上、院墙上,帮妈摘些青丝瓜、红扁豆,好让妈从地里回来给我们烧丝瓜汤、煮红扁豆。那时候,乡里人碗里看不到什么荤菜,能吃上新鲜蔬菜算是不错了。
夏夜,乡里人有乘凉的习惯。一家老小,便上了平顶,母亲早给我们铺好了席子让我们躺。人在高处,少了蚊虫叮咬,我和妹妹便簇着父亲,让他讲故事。父亲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里有些名堂,便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些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之类的故事。讲得不耐烦了,便用芭蕉扇拍拍他的孩子,“去去,让你妈接着讲。”母亲多半不会接着讲的,她顶拿手的,便是教我们认天上的星星。什么灯草星,什么石头星,还有什么笨婆娘撑帐子,那笨婆娘可真够笨的,帐子被她撑得一角上一角下,歪得很厉害。我们被母亲逗得“格格”直笑,笑久了,身子也乏,便睡着了。
父亲之于老宅的那份感情,我多少能领略到。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一生造过四次房。父亲与爷爷分开过较早,爷爷家境不算富有,又有个小叔叔未成年,故而,父亲一结婚便搬出爷爷那大家庭,单砌炉灶了。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备些好稻草盖屋顶,脱些土坯砌墙,就这样有了立身之所,虽说也艰苦,但费力不费神。唯有建造老宅这一回,父亲费了好些心血,房子动工不久,便病倒了。先是房基,大队上通不过,其时,父亲已是大队会计“三把手”了。按说,房基不成问题。然而,就是大队支书那一关过不去,支书要我家上新庄基。新庄基,尽是刚从河里挑上来的土,不沉淀几年,根本不能砌房子,勉强砌了也不牢的。支书对父亲说,你是“三把手”,你不带头,社员就没人肯上新庄基了。父亲当时对新庄基规划就有想法,但这事情不是他说了算,只好闷在肚子里。父亲对支书说:“不能光图面场上好看,社员建房是一辈子的大事呢。”父亲口气颇硬,支书只好走了。
第二天,大队公勤员送信来说,要父亲到公社去做检查。时值初冬,一场大雪刚下过。父亲单独对母亲说了些什么,扣好棉袄扣子,走了。一家人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在雪地上渐渐远成了一黑点,雪地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父亲去了公社,请来帮工的亲友只得回去,大队支书已下令我家房子停工。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妹妹们暂住在大队的大会堂里。大会堂大得很,能容得下全村人开大会。住着我家几个人,空空荡荡的,冷风直往里灌。父亲一去几天没回来,我和妹妹们冷得直抖,哭着要爸爸回来,要妈妈快建房子。
后来,房子自然建成了。只是父亲的大队会计也不当了。多少年过去之后,村里人都说父亲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公社后来决定,重摆全村的建房规划了。
出差回来,我还是先去了单位。手头应急的事处理过后,总是惦记着搬家。便请了假,回去看看。刚到门口,便见几个妹婿在帮着搬东西。妻也在收拾。见我来家,便说,“卖了也好,省了个牵挂。丢在乡下,也不怎么放心。”我点点头,问:“爸呢?”母亲往内屋一指,“在那儿呢。”我走过去,父亲坐在床沿上抽着烟,闷闷的,见了我,也没吱声。
我想对父亲说些什么,张开口,终于没吐出一个字。
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妻在家中忙饭,说是父母亲均下乡,搬家去了。老家的那幢房子卖掉了,挺便宜的。
“卖掉了?”
“愣什么愣,你不是一直主张卖的吗?”妻忙着手里的活儿,头也不抬,“刺”了我一下。
的确,对老家的房子,我一直建议父母亲卖。二位老人家仅我一个儿子,终究要和我们一块儿生活的。他们俩年岁一年大似一年,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好歹有一个照应。况且,城里乡下毕竟不大一样,能让二位老人家住进城,有诸多便利不说,我这做儿子的,脸上也有光嘛。
然而,我多次提议,父亲好像不大积极,说:“等等看,有合适的买主再说。”鉴于这种情况,我只好表明自己的立场:卖不卖,全凭父母亲作主。
老家在苏北平原一个颇不起眼的小村落。百十户人家,靠一条无名乡河而居,参差错落,疏密有致。鸭知水暖时节,乡河潺潺,岸柳抚风,时有扎了花头巾的女子,挥舞着船篙,口中吟唱着水乡小调,乘一叶小舟,从柳丛穿过,很是轻盈。夏秋之季,村树很是繁茂,村人的房舍多在浓阴覆盖之中,整个村庄均躲到绿阴里去了。偶或,有青砖红瓦的小楼房从绿叶间露出,隐隐约约,颇含蓄。这当口,顶热闹的”就数那鸣在树叶间的蝉了,它总是一个劲儿地在叫着:“热啊———热啊———转眼间,天气变凉了,西北风劲起来。再又飘雪花了,真是鹅毛似的,铺天盖地。一夜之后,打开门一看,院落白了,房顶白了,村树白了,巷道白了,整个村子都白了。那雪,亮晃晃的,直逼人眼,那才叫白呢。老人摸摸山羊胡子,对孙儿们说,这雪,好着呢!
老宅坐落在村西头,位置颇好。屋前一条水泥方块铺成的巷道,蛮宽的。屋后一条小河,河水清悠悠的。正屋南北向,三大间,红砖青瓦,颇高爽。前面一个院落,砖墙作围,宽宽大大。挨西砌有一间平顶房,房顶四周,钢管栏杆,焊接好,油漆好,一直银光亮灿的。正屋后身,另有三间辅助用房,平行而立,堵了两端,一个小小的后院,自然天成。邻近河边,栽有五六棵榆树,笔直地往上蹿,颇高大。
早年间,一家六口人,平平和和的,就生活在这座老宅里。爱花爱草的妹妹们,总爱在院里栽上些栀子花、月季花,白的白,红的红,芳香四溢。妹妹们则多半摘了花或送给平日里要好的女伴,或用针线穿成一小簇一小簇,往蚊帐里挂。一直勤于劳作的母亲,则在院角里、屋后榆树下,用小锹挖上几个塘子,栽上几棵丝瓜、扁豆之类。用不了多久,便有长长的丝瓜藤、扁豆藤爬到树上、院墙上去了。黄黄的丝瓜花、紫红的扁豆花开了,微风吹拂,似彩蝶翩跹,蛮好看的呢。当妹妹们玩花赏花的时候,我便爬到榆树上、院墙上,帮妈摘些青丝瓜、红扁豆,好让妈从地里回来给我们烧丝瓜汤、煮红扁豆。那时候,乡里人碗里看不到什么荤菜,能吃上新鲜蔬菜算是不错了。
夏夜,乡里人有乘凉的习惯。一家老小,便上了平顶,母亲早给我们铺好了席子让我们躺。人在高处,少了蚊虫叮咬,我和妹妹便簇着父亲,让他讲故事。父亲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里有些名堂,便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些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之类的故事。讲得不耐烦了,便用芭蕉扇拍拍他的孩子,“去去,让你妈接着讲。”母亲多半不会接着讲的,她顶拿手的,便是教我们认天上的星星。什么灯草星,什么石头星,还有什么笨婆娘撑帐子,那笨婆娘可真够笨的,帐子被她撑得一角上一角下,歪得很厉害。我们被母亲逗得“格格”直笑,笑久了,身子也乏,便睡着了。
父亲之于老宅的那份感情,我多少能领略到。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一生造过四次房。父亲与爷爷分开过较早,爷爷家境不算富有,又有个小叔叔未成年,故而,父亲一结婚便搬出爷爷那大家庭,单砌炉灶了。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备些好稻草盖屋顶,脱些土坯砌墙,就这样有了立身之所,虽说也艰苦,但费力不费神。唯有建造老宅这一回,父亲费了好些心血,房子动工不久,便病倒了。先是房基,大队上通不过,其时,父亲已是大队会计“三把手”了。按说,房基不成问题。然而,就是大队支书那一关过不去,支书要我家上新庄基。新庄基,尽是刚从河里挑上来的土,不沉淀几年,根本不能砌房子,勉强砌了也不牢的。支书对父亲说,你是“三把手”,你不带头,社员就没人肯上新庄基了。父亲当时对新庄基规划就有想法,但这事情不是他说了算,只好闷在肚子里。父亲对支书说:“不能光图面场上好看,社员建房是一辈子的大事呢。”父亲口气颇硬,支书只好走了。
第二天,大队公勤员送信来说,要父亲到公社去做检查。时值初冬,一场大雪刚下过。父亲单独对母亲说了些什么,扣好棉袄扣子,走了。一家人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在雪地上渐渐远成了一黑点,雪地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父亲去了公社,请来帮工的亲友只得回去,大队支书已下令我家房子停工。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妹妹们暂住在大队的大会堂里。大会堂大得很,能容得下全村人开大会。住着我家几个人,空空荡荡的,冷风直往里灌。父亲一去几天没回来,我和妹妹们冷得直抖,哭着要爸爸回来,要妈妈快建房子。
后来,房子自然建成了。只是父亲的大队会计也不当了。多少年过去之后,村里人都说父亲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公社后来决定,重摆全村的建房规划了。
出差回来,我还是先去了单位。手头应急的事处理过后,总是惦记着搬家。便请了假,回去看看。刚到门口,便见几个妹婿在帮着搬东西。妻也在收拾。见我来家,便说,“卖了也好,省了个牵挂。丢在乡下,也不怎么放心。”我点点头,问:“爸呢?”母亲往内屋一指,“在那儿呢。”我走过去,父亲坐在床沿上抽着烟,闷闷的,见了我,也没吱声。
我想对父亲说些什么,张开口,终于没吐出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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