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在《法言·吾子》一书中自问自答道：“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曹丕在《典论·论文》则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胡稚威据此解释道：“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虽有圣贤豪杰，瑰意琦行，离文章则其人皆死。”

       由“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到“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转变，不过二百年的工夫，转变的原因在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思想的主流地位的确立。立德者为圣，需大智慧，圣者有德，即孟子所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圣贤即通达宇宙人生真相者，果真如此？暂且不论。若以此标准，人人皆可成圣贤，一切人都是圣贤，何以传世者寥寥？盖无言传也。立功者为勋，需大机遇，勋者又功，即《后汉书·班超传》所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率彼师徒，捣其窟穴，虽属不易，却比比皆是，不乏其人，何以口碑者戋戋？盖无意随也。

    立德者，自然有言，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立德者说，即立人之言，孔孟有道，论语孟子。立功者亦有言，蔺相如功臣，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名言也；陈胜功臣，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名言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无德无功者，也可立言，似乎也易于实现。立言之人，功名者可，布衣者也可。然此言非彼言，不是什么话都可称作“言”，此言即文章也。然此文章非彼文章，不是什么文字都可称作“文章”。

       此文章，足为宗式，宋儒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儒杨继盛所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明儒纪映钟所言“人生有三大事：性命，经济，文章”，清儒魏象枢所言“五伦之外无道，六经之外无文，四书之外无学”，盖所指。文章一旦赋予“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功能，便成了道德文章，成了立德立功者言，于是便有了“一言而可以兴邦”、“文章千古事”的使命。王勃曾感慨的“文章之道，自古称难”，盖也所指。而彼文章，即“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也。彼文章，散漫不羁，随心所欲，不主故常，超然物外，率真之品也；彼文章，笔无常法，别出新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特立之作也。临水开轩，四面云山皆入画；凭栏远眺，万家烟火总关情。身比闲云，月影溪光堪证性；心同流水，松声竹色共忘机。留此湖山，得此佳趣，召以佳景，假以文章。龚自珍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问青牛何人骑去，有黄鹤自天飞来，老子庄子，崔颢李白，皆撰写彼文章之大家也。

然就在曹丕生活的年代，立功的父亲曹操杀了立言的孔融，立功的殿臣司马昭杀了立言的嵇康，就是立功也欲立言的他，也容不得只想立言的手足曹植。当代，立功的宋希濂晚年尝忏悔杀了立言的瞿秋白：“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文学家，竟死于我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事。”此话可当作宋希濂做战俘时的赎罪之词，总有些交代的性质，若非身份变化，是否还会出此懊侬？历史上杀立言者的事件，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何以再无宋希濂？

唯有文章能不朽，青衫红袖总成灰。人以文传，文以人久，人成灰，风乍起，满世界萦回飘舞的，竟都是纷纷扬扬的文字，半在人间，半入云端。即留万古名何用，宁似刹那心太平，千古悠悠，有多少文章，本心情趣，一任自然，弥漫开放，精鹜八极，无意于佳而佳，无意于传而传？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