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大江健三郎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苏珊·桑塔格说：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苏珊·桑塔格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怀着这样一种心愿，我重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温暖人文”系列：《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和《宽松的纽带》，以及他的《口述自传》，他的长篇三部曲《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

　　这一漫长的重读旅程，让我再次走进为之困惑、惊异和深思的文本的同时，愈加深信：比之意味深长的小说，散文的大江更“及物”、也更能唤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所以在这里，我更愿意“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大江语），倾听大江先生的自述。

　　因为散文随笔的大江，同样也关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动，但常常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经历，去迫近时代的大主题。他还常常讲到他的家庭，他的智障儿子光。一些场面和细节不断地提及，但你不会觉得重复，更无关矫情。每一次的提及，是一次个人经验的梳理。而这样的梳理，是放在不断变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脉络上的。

　　散文随笔的大江，更洞悉，也更明澈；更宽容，也更从容不迫的温和。

　　记得第一次读大江散文，我惊异地记住了一个细节：大江的长子光出生时，脑部发育不正常。因为智障，光长到二十六岁的年纪，精神年龄还是个孩子。有一天，光给妈妈由佳里写生日贺卡——每年妈妈过生日，家人都这么庆贺。光这样写：

　　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学会许多罗马字，这一天就很愉快。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这就放心了。

　　这段文字，我当时呆看半天，觉得找不到一种恰切的心情，表达我的震惊。一个智障“孩子”的心，就这样奇特地攫住了你。五年后、现在，我再读这样的文字，就不单单是惊异了——确切说，是现实，是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的现实。

　　大江的这一系列文字，其实是他人生阶段的一次次心灵呈现。家里有个智力残疾的孩子，大江在经受了“冲击期”、“否认期”和“混乱期”的痛苦与悲叹后，作为作家，时刻在思考，自己的文学，如何与儿子的共生重叠起来。因为，“只要我还在从事着文学，自己的文学就要表现与儿子的共同生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大江走过了光出生后的四十余年历程。在这段历程里，大江以自己的残疾儿“作为小说这种语言的模特儿”，创作了大量小说。

　　大江频频在作品中讲述和思考“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渐入老境的大江，越来越警醒地意识到，如何将阴暗的生活，以从容不迫的温和来表达。

　　四十年后，七十一岁的大江对接受采访的尾崎真理子说：这一切实在不可思议……尾崎真理子不禁感慨：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大江接着道：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频频出现在大江文章里的一个词。“不可思议”，成了他表达人生的一种方式，确切说，是他身上的一种独特气质。而赋予这气质的，还是光。

　　光虽智力低弱，却对音乐具有敏锐反应。五岁时，他和父亲在森林漫步，忽然听见鸟叫声，他模仿录音带里播音员的声音说：“这是——秧鸡。”这是光第一次用含义明确的语言和父亲交流。——对大江来说，恐怕这是他从光身上感受到的第一个“不可思议”。

　　光进入小学特别班和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后，渐渐对鸟叫失去兴趣，但他喜欢上了音乐。他沉浸在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他开始练习作曲。终于有一天，大江和妻子由佳里惊讶地看到光用豆芽菜般细长的音符写出来的第一首曲子。——大江又一次感受到了光赋予他的“不可思议”。

　　多年后回溯这段日子，大江怀着感恩之心写道：“如果没有音乐，光一生都无法表达，我和妻子、光的弟弟妹妹也绝对无法知道。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不能不说从音乐里发现了Grace。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人格的高尚、品质的美好、感恩祈祷。我聆听着光的音乐以及音乐背后超越俗世的自我的东西。”

　　光从小学特别班毕业，大江为光作的《毕业》曲子配了一首诗。这是他一生甚少的诗作中特别的一首：

　　一切都在今天结束，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不可思议。

　　辛夷花在风中摇晃

　　毕业了，再见。

　　……

　　我们相逢的时候，

　　你能认出我吗？

　　我能认出你吗？

　　多年后，著名主持人黑柳彻子（就是写《窗边的小豆豆》的女作家）为光主持“大江光特别音乐会”，期间还有很多演奏家参加了光的作品演奏。这首《毕业》即是其中一首。大江因此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谢意。有一次他说：“如果光不会作曲，我和家人恐怕对他藏于内心最深处的盒子里的纤细感情毫无所知。……我向通过这个过程，把光内心——我甚至想说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呼唤到我们共同的世界里的音乐家们深表感谢。就是说，我受到他们的生存习惯所给予的恩惠。”

　　这首《毕业》，也因此被大江读出了写作时并未意识到的更多深意。在大江看来，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也就从这个世界“毕业”。然而，并非一切化为乌有，并非等同于没有生活，而是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也不是佛教的净土，至少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地方，但肯定是与这世间不同的地方。

　　光成年后去了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说是“成年”，可他一直只有小孩子的智力。大江吐露了一个细节：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后起床上厕所，四十多年来，每天如此。夏天还好，可一到冬天，因为光无法将毛毯把自己包裹好，就经常引发感冒。而他的支气管又不太好，这就比较麻烦。于是大江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总要工作到那个时段，他在一楼距离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写作，当光起床去厕所，就前去照看，把毛毯包裹好。大江称这是他一天里最后的工作。

　　四十多年来，每天如此，说来容易，大江坦陈二十来岁那会儿，曾觉得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难道“这就是我的‘永远’吗？”

　　“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钟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

　　这就是父亲的大江和作家的大江，“不可思议”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这不可思议，是儿子光和文学给予大江的悲怆而又坚韧的奢侈；这不可思议，照得见大江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乃至文学中积极的美德；这不可思议，凝结了一个残疾家庭所必然的养育、付出、接受、宽容、宽慰、激励、感激……乃至更多。

　　大江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250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曾应邀赠诗一首：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这不可思议的对“生”和“活”的见解，恐怕也是身为“残疾儿的父亲和作家”的大江，独有的双重体验吧！

　　完美的真相

　　在以大江视角，写了父亲和作家的他，如何在现实和文学中与智障儿子光“共生共存”后，再想正面写写智障孩子，探看他们不寻常的寻常人生。

　　可是我又自问，我对智障孩子了解多少？我懂得他们的心吗？——答案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代替智障孩子说话。我无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那么我的“探看”，只能是隔着“距离”的走近。我希望这距离，是审美的，心灵的，还是轻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或许，对我们很多人而言，这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还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应当为自己能够说话、能够自如地行动、能够拥有正常的智商和能力而心怀感恩。他们还让我们看到，与他们的纯洁、无私、耐心和爱心相比，我们的差距有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