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题讲不完。心里的画面太多太多，一经提起全涌眼前来，千头万绪叫人无措，感觉全都要紧，所以最好从头说。我记事的源头。那个年代，乡村。

住近郊的乡村，据说是父亲闯祸所至。大伯光复前赴台，不知从商还是从政。文革如火如荼之际，父亲突然不要命地托母亲去香港探亲的同事捎信寄往台湾，说想投奔大哥去。还好那人没敢出手，原物奉还，却不慎露了口风。本来双亲的家庭成份就不好，让父亲这么一折腾，不久就传出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口风。母亲当机立断辞职走人才算逃过一劫。从此举家迁往近郊，来到贫下中农身边。

可那年月乡村并非桃源。村子里照例有“支派”“踢派”两个本质上完全一致的对立政治派系，扛着锄头铁鐽高声喊叫着你奔过来我杀过去地武斗，也开批斗大会，然后被斗者戴高帽子游街，附近工厂的水塔上还架有机关枪，到了夜晚哒哒哒地喷火舌。

形势严峻如此，父母却没能收敛起听外文电台的喜好，到底把红袖章招来掘地三尺，说是藏有发报机。那个难熬的日子，母亲大概自恃没藏过发报机而笃定泰山，端坐客堂里两眼有力地望向门口围观者头顶上方的天空。不必说我和两个姐姐也正襟危坐伴母亲身边，心跳得咚咚的面上也目不斜视，直到威武而来的红袖章们最终两手空空以狐疑的眼神瞟过这个又瞟过那个无奈离去。除了那只德国货的无线电被砸烂，并从此开始油灯底下的夜晚。

无线电是母亲流离至此所剩不多的随身物品之一，或曰陪嫁。还有只花瓶，却是母亲自己有意无意碰碎的。花瓶有点来历，材质模样记不得了。大概并不以为它有特别的好吧。而街道办那个主任倒仿佛识货，有天来家里走访，着中山装，知识分子模样，先还蛮官腔的，见那花瓶口吻就宛而转向了，对它露出笑容来。如果拎得清点，就该主动热情地将话题往花瓶靠拢，再择时奉上，许是改变命运的良机。彼时母亲正向街道办求职。可母亲偏拎不清，说是啊，读书时候就喜欢的东西。人家后来咧咧嘴没想出再讲什么话来，走掉了。几天后母亲擦桌子竟不慎将它碰倒滚落地上摔碎了。骇人的声响吓得我们都不敢去看，只听母亲不无惋惜地说：呀，怎么这样不当心。不过碎了也好，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

面对文革的喧嚣荒诞，一家人常是静悄悄门窗紧闭。听着路过门口的奔突呼号，母亲偶尔也会翻着白眼嘀咕一句：疯疯癫癫的。并即刻以严厉的眼神镇住我们的笑。母亲怕些事端被人从我身上打开缺口，因我太小了不懂事，文革掀起时我才蹒跚学步，于是对我的管束从此严厉到确乎极端。某日晌午，隔壁与我们素来不睦的邻人嚷着他家的鸡给我藏起来了，不由分说就进屋里搜。心高气傲的母亲哪受得了这般无礼，愤怒地大声呵斥，可邻人理都不理，结末硬是从两位姐姐的睡房里找到了那只鸡。这下“人赃”俱获，再难听的话都给骂了。哑口无言的母亲被怒火狂暴地燃烧着，那顿叫人惶恐至极的劈头盖脸在我心里被时间拉长到麻木，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冷冷一句：“自己去死吧。” 多亏了邻人关键时刻赶来指证“这鸡是被你们自家的狗惊飞了躲她家里去的。” 如今怀想，若非如此是否真的小命不保。在母亲看来，人要在复杂险峻的现实里立足，严厉是最好的爱护。只是想不到这别样的爱护竟延续到我出嫁。也因此惯于独处，好清静，凡事担当，懂得真正不可宽恕的，永远不是别人。由此，这户貌似单薄如飘萍的外来人家在乡人眼里，也不大好招惹的。

虽然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族人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却并不影响母亲对他老人家赤诚的忠于。呆家里那些年，他老人家的像章常佩胸前，也不曾闻听半句牢骚，对那些诗词更是钟爱有加，常自打着拍子唱“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薇”、“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

而文革中的母亲也有壮举：跑上海华东局（上海市革委），据说是提意见去的，某天半夜意气风发坐了火车去。结果不详，总之还好没招致灾祸。每当言及，便凛凛然，浓而帅气的眉毛高挑，那股英气直叫我仰起脸来，看她两眼朝天。

稍长大些，听说美帝想打过来。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时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便成了墙头最醒目的口号。防空洞一定要挖的，想来想去也只有挖北面的小天井里。那个坑挖了一米多深，终因积水而停工。好在美国佬到底没能往这儿扔下过炸弹，但它导致了两个意外结果，其一是有失眠顽疾的母亲某天晨起去天井一头栽入水潭，幸好不忘惊呼而及时获救；其二是开挖纯属母亲临时决定的个人行为。母亲是富有激情的人，尤其对他老人家光辉指示的热烈响应。其时父亲还在黑乎乎的车间里，戴着鬼子钢盔里挂下布条来的那种布帽，用长而结实的铁夹利落地从炉膛里夹出烧红的铁块来往盛了大半缸油的池子里淬火，一点不知母亲正撬起天井里的青砖，且终于在某块青砖下掘出自己多乎哉不多矣的私房（父亲只我一个孩子，那点私心也是情有可原的罢）：那盒子里，用蜡封得严严实实的黄油纸层层包裹着条子一根，欧米加手表一块，更不知母亲当下停了活计，手脚快得即刻去街道办打了证明跑观前街的国行去兑了条子。于是乎大姐便得以的确良衬衫皮箱牛肉干的令人眼热的行头上山下乡去。这不啻晴天霹雳的事件骇得父亲大人尽管像头不快乐的狮子，也于事无补，唯有认命大势已去。

从记事起，母亲便没有吃过一样我们没尝过的食物，没穿过一件比我们身上更好看的衣服。母亲当年的形象总与那件灰布对襟衫相系。而那本灰黑色镶着金银相角的相册里的母亲显然不是如此，那般尊贵富丽啊。有时忍不住小心问及，母亲的嘴角便会浮泛冷傲与不屑：都过去了，那种日子不会再有的，还提它做什么。有回见她从相册里抽出几张照片来，拿手上端详会儿，平静地撕掉了。

母亲爱唱歌。月亮升起的夜晚常会一个人眯缝着眼轻轻唱。后来知道那是《夏日最后的玫瑰》、《重归苏莲坡》以及一些被定性为禁歌的苏联歌曲。这些歌是绝不许我们学的。也教我们唱些她喜欢的歌，比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生活清苦，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来打理好它。有时临到做餐了什么也没有，就去沟渠边摘点野芹来，尽管油水甚少，也能变着花样把它做得鲜香；常去田间掘来肥大的蚯蚓，上河滩摸回蚌来让跟着我们为我们勤快下蛋贴补家用的鸭子们也过得幸福；买便宜的碎煤球，将不能烧的碎屑弄湿了一勺子一个耐心地排列好晒干；每一寸旧布都可拿来糊硬衬纳鞋底做成一双双好看合脚的鞋子；那时家里总也窗明几净，清水方砖擦得锃亮，穿白衬衫也可以放心躺下；单薄的橱门里一家人简洁的衣物折叠得妥帖整齐，樟脑散发岁月的陈香；从回丝里整理出一股股纱线来，选了庄静芬绒线编织书里心仪的花样细致地织出生活状况远比我们好得多的人眼里的羡慕与惊叹，织出清苦中的自爱自足。既然过去不再了，那就打起精神来过好今天，活出今天所能活出的最好样子。

那时母亲虽操劳瘦削却精力旺盛中气十足，总也擦不去的骄傲在低低的日子里高昂着，那种没法隐藏的优越感，在今天看来更是种不屈的张扬。那情形不禁让人想起南北战乱中的斯嘉丽。

母亲不是个柔软的人。母亲仿佛没怎么掉过泪。我出嫁时红过的眼圈例外。母亲的泪当属硬派心泪。母亲若哭了，我们心里的天也会坍下来的。即使现在，我也定会害怕得跟着哭。母亲一生坎坷，至今还没有被什么坎坷放倒过。母亲八十一岁了，更多时候只能卧床了。去看她，总要撑着起来，不让人扶着自己入到椅子里，坐姿优雅，一如照片中二十岁时候，目光炯然地微笑着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