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ter先生在我的博文《最后的学工学农课》中留下评论:“药兄念书的时候，一定是个积极分子，什么队长、团员那样直上的，对吧？”我还真不谦虚，从小学到中学，“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包括后来恢复的学生会，该入的我都入了，绝对够得上思想进步、政治优秀。要知道，那个时候加入这些个政治团体，可是有严格的政治条件的。出身要好，政审要合格，德智体尤其是政治思想要过硬。论出身，我家是中农,在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之间的临界点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在个人档案家庭成员一栏里，两个姐姐是党员，社会关系中一个叔叔、两个舅舅都是党员，足以证明我们家有着深红的背景。受此影响，从小我就很进步。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参加过“毛泽东思想红孩子宣传队”。虽然口齿不清，但我能站在板凳上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进入小学后，曾为第三批才加入“红小兵”而一度自卑。因此，一直想尽快上中学加入“红卫兵”。
“红卫兵”最早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身着黄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持红樱枪，站在马路道口站岗值勤。遇到过往路人，都要用红樱枪拦下，要求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哪怕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也要过关，否则要就地接受批评教育，直到背会一段语录为止。那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工作、饭吃乃至见面说话之前一定要背诵一段，比基督教徒还要虔诚。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所表现那样的荒唐故事一点也不夸张。
小时候，特别崇拜“红卫兵”，因为他们几乎都敢于“造反”，而且深得老人家的支持。老人家说“造反有理”！有一首歌叫《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集中反映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可见，“造反”就是“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有了这种使命，批判封资修、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红卫兵”一定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的。听当年的“红卫兵”讲过很多“造反”的故事。随便几个人拉起一杆人马成立个“造反”组织，当地的“革委会”就会提供场所和资金，这个组织就可以随意揪批“走资派”。“红卫兵”批斗“走资派”的残酷场景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的确见过“红卫兵”用绳子牵着一个叫“李小鬼”的“四类分子”游街示众。“李小鬼”是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头上戴着纸糊的上面写着“打倒李小鬼”的尖高帽，那高帽几乎比他的身材都高，远远看去，像个跳棋子。
当然，“红卫兵”并不完全是以诉诸武力是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多数时候是还是靠文明的方式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候，只要毛主席有最新指示，都是要连夜传达的。“红卫兵”们经常会挨家挨户地宣传毛主席指示，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小时候翻家里的相册，最喜欢的是大姐一身军装、手棒语录本站在天安门前的照片。那个天安门是照相馆里的布景。但大姐见过毛主席可是真的。文革期间，老人家八次接见红卫兵，大姐有幸见到了一次。大姐回忆说，她“大串联”时去北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心情激动不得了，个个热泪盈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一出现，大家就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往前挤，整个队伍一会就乱了，不少数人把鞋都踩丢了。那时候，见到中国的百姓见到毛主席就相当于基督徒见到了上帝。我因此十分地羡慕大姐，也迫切地盼望着快点长大，当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
可惜的是，毛主席还没等接见我就在1976年9月9日逝世了。这让我很失望。不过，我还是第一批入了“红卫兵”。红樱枪不用扛了，但戴上红袖标依然感到无比自豪，走在回家的路使劲儿地把胳膊甩得老高，唯恐别人看不见。不过，这种自豪感，仅仅持续不到一年的光景就消失了。因为上边宣布文革结束了，“红卫兵”好象无事可做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有点像还没打死一个鬼子日本就投降了一样。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氛围，“红卫兵”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作为。在喧嚣之后的宁静中，“红卫兵”成了鸡肋，那鲜艳的红袖标在萧瑟的秋风中显得格外扎眼。
我记得，最后一批发展“红卫兵”大概是在1977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被追封了“红卫兵”，相当于一个纪念性的荣誉。当时的解释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红卫兵”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评价非常之高。最后一批“红卫兵”，不戴红袖标，每人佩戴一个菱形臂章。
不久，历史发生了全然不同的变化，那些最后的“红卫兵”悄悄地把红袖标和菱形臂章扔进了灰蒙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