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经历对人至关重要，这种经历能够影响其一生。 贺灵宝先生早年乡村生活的经历，对他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关键作用，观念支配行为，行为反过来又不断修补着观念。贺先生由基层而高层，由布衣而官员，其质朴始终未改，其真诚尽自未变。作人如此，行文亦然。

早年在“农业学大寨”期间，他带领社员铺马路、筑水库、通水渠、修农田，收工之后，虽说苦累似散架，晚上仍不忘伏案读书写作。这是他的爱好。尽管当时没有几本可读之书，但仅从公开发行的几部小说里，他依然开阔了眼界，打通了思路，沉湎其中，乐趣无穷。他还为村子里的文艺宣传队写过不少的小剧目，其中的《东风激浪》脚本曾被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读书写作的习惯在他担任乡党委书记、县交通局长后，仍未改变。前几年，贺先生自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写作更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不久，他便收获了一本名曰《收获》的散文集。集中所选，皆真情流露，或乡村记事，或童年记忆，都是往事里的美好。最是那篇《“非典”历险记》，每每让人眼眶潮湿。贺先生执掌的清徐县交通局是山西的“非典”策源地之一，引入疫情者有他的故交挚友，疫殁者有他的同事老师，在空前的他责与自责压力下，他临危不惧，泰然处之，真乃一条硬汉。我想象不出这条壮牛般的汉子如何在闻讯部下及部下的妻子噩耗之后痛哭不已的场景。在此危难之时，他总能出现在第一现场。说来也怪，瘟神并不眷顾于勇敢者，这让人想起了战场之上，龟缩逡巡的惜命者往往遭遇不测，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者存活的几率反而很高。每次与他相遇，都能予人一种进取向上、勃勃生机的力量。而集子中的《担水》、《割草》、《知青队长》、《民办教师》等篇章，所展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是柔情，是微忱，是对这片土地的依依恋情、难解难分。贺先生嘱我为集子写一前言，我考虑再三，还是应诺了下来。何故要“考虑再三”？一则贺先生长于我，恐有书写不恭处，二则贺先生属领导干部，我一布衣晚生怎敢轻意置嘴，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递交了上去。

这是我在看了贺先生文稿之后写出的，他的质朴文风打动了我。当年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章，对“伪饰虚文”，对“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文字疾首蹙额、深恶痛绝，所倡导的恰是写实主义的、优婉明洁的文字，而贺先生无意间正是这一主张的验证者，或许他并不熟知“五四”前后的这一倡导。之所以能够成为验证者，一则说明先贤的主张是出自人性的，再则说明贺先生的文章是出自本真的。于是我在前言中写道：“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其启示还在于只要执著，只要勤奋，便会有所收获，不知本书的命名是否还有这重含义。业余作者的心态平和，压力释然，我手写我心，爱好即动力，这一点往往是以此为生、喜逐功名的专业作家无可比拟的。业余作者出书实属不易，难能可贵，老贺及如老贺一样的作者想必感受颇多，说来话长。但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不高，山林里的隐士，众生里的能人，经验告诉人们，都不可小瞧。古时的书法家、诗人、文人画家哪一位是专业的，哪一位是以此为生的。业余作者出书，同时也反映出了时代的进步，反过来说就是出版越来越平民化了。一项事业的成功与否，发达与否，还要看众人的参与程度、互动机率是否够高。老贺将己之所出情愿展示于世人，一则表明其自信程度，二则说明了出版方对作品质量的认可，即够得上出版的水准了。”

如今，贺先生又有收获，又要结集出版了，又嘱我说些什么，这次我二话没说便应了下来。与当前盛行的不着边际的青春文学、匪夷所思的盗墓网络小说等等滥而不精、华而不实的文字相比，贺先生的文章既谙俚俗，又具民间温情，且还有学理。他的文字没有正襟危坐之气，却有束身自好之度，没有履险如夷之放，却有毅然决然之爽。其篇幅长则万言，短则千字，何故？皆在于他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行文方式。在其笔下，没有无病呻吟式的自恋，没有中庸暧昧式的圆滑，有着却是一股清新轻盈之风，带着泥土的芬芳，也带着汗珠的苦涩。

编撰两村村志时，他谢绝了任何报酬，且要个人出资搞调查。除此之外，他还在村子里自费组织了一支文艺队，一支乒乓球队。在编志的走访调研中，他更多地了解到了村子的过去，体验到了今日的民情，这些又都是激发其写作的灵感源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似乎正在酝酿中。

早年的经历造就了贺先生安土重迁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仅仅用于文章中的抒发之备，已然成为贡献乡梓造福乡亲的动力。这种经历从一个地方出发，又反哺在这个地方，看似回到了原点，实则已升华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