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的不敢提笔写我的母亲，是害怕自己的笔端轻飘，减轻了母亲的重量。

     母亲出生在镇郊，家里排行老三，上边有两个大舅，下边是姨和两个小舅。外祖父是革命烈属，一个很严厉的传统老人，对孩子们管束很严。大舅参加工作在外地，有一年带着表哥回家，吃年饭时，表哥在桌上拿筷子在各个碗里乱戳，结果外祖父当场照头给了大舅一筷子，严厉斥责他对孩子没有管教。大舅行伍出身，啥也没说，就把大表哥一顿胖揍，舅母在一旁光抹泪不敢吱声。母亲说，外祖父虽然脾气不好，但万事公道，自己走得正，别人服气。濡染这样的家风，母亲也是个正直的人。

     母亲二十岁嫁到我们村来。据大妈们说，母亲大姑娘刚到这穷地方，动不动就坐在那里哭。镇郊虽然也不好，但比我们这个村子强得多。我问过母亲怎么当时从镇上嫁到村里了呢，母亲说，你外祖父多厉害的人啊！外祖父跟祖父是表兄弟，父母亲订的是娃娃亲，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

     为人妻的母亲很快的就适应了角色，不久就以沉稳干练的作风成为了家族妯娌中的重要角色，我懂事就知道，在家族的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中分派族中的妇女做活。在村子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插秧割稻都罕有人比得上。再加上心思灵巧，说话能到点上，在村子里人缘极好，是有些声望的。

     邻居周婶是个喜欢唠叨的人。闲时忆苦思甜，常常一声感叹“哎呀，现在好多了，你不晓得当时挖湖田。。。。。。八十年代挖湖田是妇女们常常提起来就后怕的事情。冬天农闲，上边总要另派任务，村里的男同志要到更远的汉北河清渠，剩下的这帮妇女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做好饭，匆匆给孩子喂好奶，带上饭出发，走十多里路才能到目的地，开始挖地直到晚上，在淡淡的星光下往家走。挖湖田一干就是十天半月。这支队伍的指挥是书记的老婆，那是个身大力壮的女人。为了给丈夫争光，不但身先士卒，而且对这帮妇女也要求极严。她每次挑土极多，然后对每一个经过身边的挑土妇女的箢箕仔细掂量，然后脸上就阴郁下来。还对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加以限制。大家畏之如虎，母亲是唯一敢跟她作对的人。周婶说，大冬天的，饭冰冰凉，领导又催着赶工，让大家冷饭快吃，好多做事，哪个都不敢说什么。你妈不怕这些，自己找柴火把我们的饭都拿去热。等我们吃饭，书记老婆一个人气呼呼的去自己挖土自己挑，看你妈妈的眼睛恨不得冒火，又不敢发脾气，没得你妈这个威望，怕搞得大家都不听她的。母亲在一旁听了笑笑说，其实她也不坏，是太喜欢给他男人挣脸。她就不想想好几个刚做完月子的，冷饭吃得？大家出一天工记一天工，又没有挖多挖少的限制，再说那湖田挖来有什么用？年年挖，又不见得多种出粮食来！

     我上小学时，父亲已经出外谋生，算是最早的打工仔，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当时父亲还不愿出门，是母亲极力怂恿的。母亲说，现在都包产到户，就那几亩地，我一个人平时就可以，忙的时候你回来帮帮忙。你好歹上了初中，认得几个字，在外边不怕丢呢！父亲出门后，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地，还照顾我们三兄妹。耕地时外公过来帮忙，撒种，施肥，除草都是母亲一个人，而且母亲是少有的会喷洒农药的妇女。父亲在省城打工，后来到厂里做推销，还把家里的几个姑姑，姐姐带到了省城，那是80年代末，真正的打工大潮还在后边。我家的房子是84年新建的，九柱三间，那时是全村最高最大的房子。我家的“殷实”当年也远近闻名，因为我父亲在外“挣大钱”！记得那是家族里的哥哥姐姐婚嫁，都是找我家借钱，而母亲从不推搪。爸爸带到省城的姑姑后来有的在省城安了家，回来总是会感谢我母亲，她们知道母亲的辛苦和作出的牺牲。

        一个单身的女人种地是极其辛苦的，但母亲从未叫苦。我想她有时候是有些累的。我上学以后，母亲常常要我给父亲写信。通常都是在煤油灯下，母亲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坐在那里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说，然后我写下来。说的内容通常是家里很好，我学习怎样，孩子们希望他多挣钱，过年我要什么衣服，妹妹们想什么衣服。然后我借助字典把这些话歪歪扭扭的写上去。遇到土语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就说你明天问问老师。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要睡了，今天先写到这儿。一封信一般要两三天才写完。我记得有一年夏季双抢要到了，抢收稻子再耕地耘田，把秧苗抢插下去，以往都是这时候外祖父过来帮忙，但今年外祖父生病了。母亲很着急，第一天在油灯下，母亲让我写上外祖父生病的事，告诉爸爸要回来帮忙。但第二天晚上，母亲说信要改改，把外祖父生病的事删掉了。眼看着双抢别人的稻子已经收回到家里，我们家的稻子却仍然铺在地里，母亲要我们自己做饭，她自己一个人来回的挑稻子回家。现在我还记得，她让我打着手电筒在前边，她在后边挑着担子走的情形：在无尽的黑暗里，一个瘦小的人影，肩上扛着两个巨大的黑团，就像举重运动员扛着的两个硕大哑铃，在暗夜里颤颤的前行。稻子收完，耕地时母亲拿起了牛鞭。那时是我们做好饭给母亲送到田头，我看到母亲踩在泥水里扶着犁把，学着男人大声的呵斥牛，但那牛却总是不听话，走两步停一停，总算到了田头。母亲卸下牛轭头，让我牵牛去吃草，她打开饭碗，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我听母亲呜咽起来，这牛也欺负人哪！我回头看看母亲，正用衣袖在脸上擦着泪水。我现在想当时那堆满了堂屋的如山样的稻子该有多重啊，居然全靠一个不足百斤的女人走一两里路一担一担的扛回了家，母亲！

        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其中艰辛不言而喻，但母亲对我们照顾极好，管束极严。上小学时，有一次小孩子间赌博，我赢了三毛二分钱，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母亲把我追了半个村子，最后在一个草垛里把我抓住，钱夺过去还给了别人。她告诉我，人要有赌性，但不能赌博。干事情能生钱，要敢赌，赌博不是生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直到现在，我偶尔玩牌，但从没有深入，抱着玩的态度，助兴而已。小时候迷恋小人书，有一次偷了五毛钱准备买小人书，但心中不安，迟迟不敢下手。把钱藏在一个雪花膏瓶子里。天天观察母亲的眼神，只觉得她的眼神越来越沉，终于压得我把钱又偷偷放回了她的口袋。本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直到前几年母亲聊天时无意中说起了这事。她说看我那段日子也不好过，天天吃饭都不安心。母亲对人极富洞察力，自小以来，我的一切心理的变化几乎都在她眼里，她说或者不说，或者很久以后说。参加工作后的很多年，我仍然喜欢把我做过的很多事让母亲评判一下，得到她的赞许我则欣欣然，否则就三省乎己。每次说起来，我们兄妹都有同感。她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使我安静而温暖。我并不认为我这是长不大，我的堂哥，一个身家千万的老板也常常开着奥迪上母亲的小店去坐坐；我的小舅，一个银行的营业部主任也常常被我母亲说的张不开嘴，但他仍然喜欢去找我母亲聊天，有时候像孩子一样哭天哭地的在我母亲面前抹泪——这让我舅母很奇怪。

      我12岁学会骑自行车，经常骑车到镇上，后座上有时候带人，年轻的同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妈。尽管我很瘦，但也能弓着身子努力完成。但我只带过我的母亲一次，而且没有成功。那一次，母亲要去镇上，而我已经习惯了骑车带人，于是自告奋勇。从家里把车推出来，母亲也拿着包裹出来了。我们往前推下高坡走上平道，母亲担心的问，行不行啊！我说我带大妈都没问题，还带不了你啊！等我上了车，骑平稳，母亲说我上了啊！我不耐烦的说，上啊！谁知道母亲刚一上来，车把就开始左拧右扭。然后车子一轻，母亲跳了下去。我稳了稳把，母亲再上来，这一回直接就左拐右拐摔在了路边的稻草堆。我恼火了，说：“怎么别人上我的车都轻手轻脚，怎么你就不会啊，大妈她们比你重多了！”母亲捋着额前的稻草笑着说，我坐别人的自行车都平平稳稳，儿啊，怎么你就不行呢？我连母亲在后座传导过来的一点重量都承受不了。

       刚参加工作时，我给母亲写信。说我在大舅家的阳台上看到楼下老人打门球，一个个老人像农村的鸭子那样，扎煞着两臂，向前划动着滚圆的身子。我希望我将来也让我的母亲这样，母亲要我妹妹给我回信告诉我，她不会长成鸭子，那样她就更想不到坐儿子的自行车了。

       我眼前又浮现母亲沉甸甸的瘦弱身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