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上初一，正赶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节语文课里，老师叫我们学写诗，我搜遍了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好题材。突然，附近的喇叭里传来了从人造卫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于是灵机一动，便以此为题，写了一首题为《红色卫星飞上天》的诗交给老师，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所谓的诗，严格地说，只能算是口号式的打油诗或顺口溜。

　　 然而，老师却找到我，似乎很神秘地对我笑笑说：“你的诗写得不错，你是从哪里抄来的？”霎时，我的脑袋便“嗡嗡”作响，我红着脸轻声解释道：“不是抄来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也许是我爱红脸的毛病使老师对我愈加产生了怀疑，只见他边走边回过头来很不信任地对我说：“没抄，至少也从哪里照过样儿！”

　　 我已没有解释的余地了，只是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委屈感，并发誓：以后不再写诗！

　　 同样的事还有一件。

　　 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平时对自己称赞有加的语文老师要进修去了。临别时，师生们依依不舍，老师激动得几乎是含着泪对我们说：“到了学校，我会给大家来信的。”

　　 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老师的信也终于盼来了。

　　 老师在信的开头一个个写着我们同学的名字。读信的老师在讲台上也一个个地读着，同学们则在台下鸦雀无声地倾听着。我不知道别的同学当时的心理，反正我的第一希望，是能听到自己的名字。然而，我彻底失望了，听完信后，我的热情就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呼声中一落千丈。那种失落感对一个纯真少年来说，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是自己的家境太穷了？自己哪里得罪老师了？或者说自己在老师的心目中终究有没有位置？当然，伴随着怀疑的还有一种自卑感和被欺骗感。

　　 我不清楚为何对这两件事会一直耿耿于怀，回想当初，至今仍不免感到遗憾。直到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样一件事，并和自己少年时代那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想，顿时，便对人生有了一种深深地感悟。

　　 书上的那件事是这样说的：罗杰·罗尔斯是美国某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他出生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在这儿出生的孩子，耳濡目染，从小逃学、打架、偷窃甚至吸毒，长大后很少有人从事体面的职业。然而，罗杰·罗尔斯是个例外，他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成了州长。在就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对他提问：是什么把你推向州长位置的？面对300多名记者，罗尔斯对自己的奋斗史只字未提，只谈到了他上小学时的校长——皮尔·保罗。

　　 1961年，皮尔·保罗被聘为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他走进这所小学时候，发现这儿的穷孩子不与老师合作，旷课、斗殴，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皮尔·保罗想了很多办法来引导他们，可是没有一个是奏效的。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都很迷信，于是在他上课的时候就多了一项内容——给学生看手相。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皮尔·保罗说：“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准是纽约的州长。”当时，罗尔斯大吃一惊，因为长这么大，只有他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这一次，皮尔·保罗先生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着实出乎他的意料。他记下了这句话，并且相信了它。

　　 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罗尔斯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说话时也不再夹杂污言秽语，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在以后的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

　　 51岁那年，他终于成了州长。

　　 一生只在一句话。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尽管也不是绝对的，但我认为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吝啬一句话，也许就是这句话，便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