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香茗，悠然。一曲广陵，淡然。满室微苦的氤氲里，挥之不去的是那抹淡定的背影：粗布麻衣，终掩不尽儒生的风流；骨骼匀停，却流露出赤子的真纯；红尘辗转，亦隐亦仕欲忘何曾忘；漂泊半生，君君臣臣不老江湖梦。
    东坡，一个千年的传奇。在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让人不自禁地想要靠近他，知道他，了解他。但又总是与人群保持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即使能够无限接近，也仅止于接近。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看透东坡——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这样写道：“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东坡的一生，始终游走在入世（儒）、出世（道）和遗世（释）之间。那些原本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却让他演绎出了理所当然、浑然天成的意味。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东坡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至于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 拂袖间的沉思，茶是青的，水是清的。耳边萦绕的，是那早已远去的歌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悠远，又这般迫近，仿佛绽雪的梅辧，淡淡的，却又浓得化不开。淡和浓，都只为那飘忽的暗香。若有似无，所以淡；挥之不去，所以浓。然而，淡和浓又都湮没于虚无——寒梅如雪，凝雪如梅。天地之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沧桑，却无痕。于是明白，何谓“大象无形”，何谓“大音希声”。

    东坡的文字中自有一种风骨，超尘却不脱俗。正是因着这样一种风骨，他的文字才拥有了最为广博的吸引力——无论是布衣，还是名士，无论是同代的人，还是后世的人，都能在其中品茗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不拘一格，却是一般的刻骨铭心。只要尝过一次，一辈子就再难戒掉了。
    东坡曾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寥寥数语，不仅概括了他的为文之道，更流露出他骨子里的道家气质。率性而为，随意挥洒，即便因此注定了半生的流转，亦是不悔。
    然而，东坡兼具一颗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之心。于是，为了他的“天下”，他又必然要走进万丈红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东坡的“天下”，远不止于庙堂之上的君君臣臣，而是囊括了所有红尘行走的人。他曾这样评价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名士，东坡既怀有一颗纯粹的出尘之心，又怀有一颗纯粹的入世之心。也因此，他的出尘之心和入世之心都是不完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有生之年难以排遣的孤独：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鸿”，是出尘的东坡；“人”，是入世的东坡。游走在出尘和入世之间，亦人亦鸿，非人非鸿。如果能够世事不管，山野间便会多一个恬然隐士；如果不曾眺望江湖，浊世中便会少一声慨然长叹。然而，没有如果，东坡的一生，虽知无用，而终不能忘情——无论是出尘之心，还是入世之心。于是，隐士笑他“痴”，儒生忌他“狂”，注定了他群体性的不予接受，甚至排斥驱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万丈红尘，吾谁与归？”
    这是东坡一生的自省与自问。他不曾放弃自己的坚持，便只能在喧嚣中啜饮孤独。当孤独日深，难以派遣的时候，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
    四十岁之后，他开始研习佛教，且颇有所得。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在给子由的信中写道：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固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两句话恰到好处地诠释了苏东坡的品性：“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固也不能为醉汉。”

    东坡的出尘之心和入世之心与生俱来，宛如静水流深。他并非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因仕途失意才不得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始至终，他都在红尘的边缘，流浪，放逐，徘徊。二十岁上，正值年少轻狂，当东坡在守孝过后首次晋京致仕时，在长江边留下了这样一番心思：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徘徊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  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出尘，或者入世，东坡从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思量。然而，这一次，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正是仁宗皇帝当政时期，这位北宋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让东坡看到了兼济天下的可能和希望。仁宗对苏氏兄弟颇为器重，他曾经这样评价东坡和子由：“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个人以为，早年东坡对入世的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份知遇之恩的影响。熙宁四年（1072年）东破携眷离京后，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其间，他做诗甚多，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所感尽情歌唱出来。正是：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东坡兄弟二人曾在颍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其中有句为：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上句很有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味；而下句则道出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感怀君恩，更是为了报偿君恩。那么，这里的“君”指的是哪一位皇帝呢？这时，东坡已经历了北宋的三任皇帝——仁宗，英宗和哲宗。英宗在位时间极短，与东坡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哲宗心地善良却野心勃勃：他对新法的盲目推崇，导致“小人”当权，民不聊生；他对佞臣的偏听偏信，使得御使台形同虚设，忠良饮恨蒙冤。这样的皇帝，是让人“退”意横生的，几乎所有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离开了——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富弼，范镇，韩琦——这些名字见证了北宋的恢宏，却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有一位先贤曾经说过：“当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之后，剩下的那一个，无论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可能，它也是真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者说，我们不得不相信，令东坡“退未能”的是已然驾崩的仁宗皇帝——因为他的一句赏识，东坡心甘情愿地背负起整个“天下”。
    其实，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有一颗入世之心，即便是东坡，也不无例外。东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同时拥有一颗入世之心和出尘之心。初出茅庐，满腔豪情的时候，如果遇到那么一位皇帝——他抛却世俗之见，纯粹以才论人，不问出处，也不论年龄；他从上位走下，以一个长者的悲悯将“天下”托付；他的举手投足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盛世的希望——试问，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为之折服呢？而一生当中的第一次动容，第一次折服，又总是格外难以忘怀的。
    于是，东坡几乎用半生去纪念这份“君恩”，去报偿这份“君恩”。二十年间，他在出尘和入世之间，选择了后者，毅然决然。

    如果说，青年时的东坡更倾向于入世，那么进入壮年后（尤其是在三十五岁后），东坡逐渐在入世和出尘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他初到杭州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诗中的“中隐”一词，很好地反映了东坡当时的心态和处境。东坡似乎经常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他却偏偏选择了“中隐”，既不忘庙堂之高，也不舍江湖之远。这样的状态，看似两全其美，其实非常人之所及。如果没有天纵的才情和襟怀，如果没有卓绝的坚韧和毅力，如果没有豁达的脾性和气度，是绝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守住这最初的清明的，也决不能忍受随之而来的旷世孤独。后来，在《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中，东坡这样写道：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鞋。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这首诗讲的是东坡寻访高僧时的经历：循着晨钟去寻找隐潜的寺院，却寻之不得；好不容易找到了寺院的所在，却没能见到高僧，只看到他沾满露水的草鞋；高僧终不愿与俗人打交道，也许只有山头的月亮才能在他归来时与他为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坡将世上的人分成三类。一类人，是红尘之人：他们或者为了蜗角虚名而数数然，因而根本听不到“烟外钟”，也就不可能见到“烟外寺”；或者背负着太过沉重的责任，一心入世，即使听到了“烟外钟”，也不会去寻找“烟外寺”。还有一类人，是方外之人：他们飘飘乎遗世独立，只与清风明月为伴，不染半点尘世铅华。
    第三类人，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有一颗清明的心，因而能够听到“烟外钟”；他们有一颗出尘之心，因而能够寻得“烟外寺”；然而，他们尚未抛却入世之心，因而终不得见“方外人”。显然，东坡将他自己归入这第三类人之中。
    这一时期，东坡生活在一个生态悖论之中:
    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
    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
    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
    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乌台诗案”之后，东坡开始了他半生的流转，他的出尘之心逐渐显露。谪居黄州的时期，是东坡人生的“成熟